第17章：年关 (第1/2页)

一月二十四号，腊月十九，第二趟合肥。
　　
　　父亲执意送到汉丰站。候车室里人挤人，广播里的女声一遍一遍报着加开的临客。父亲把帆布包替他背上，检查了三道带子，末了，从怀里掏出一双新棉鞋——母亲做的，千层底，鞋帮絮得厚厚的。
　　
　　“车上冷。“父亲说，“到了就换上。“
　　
　　陶爱民接过来，掂了掂，很沉。他没推辞，他知道这双鞋推出去，母亲要在灯底下坐多久。
　　
　　“八千块？“父亲问。这是他出门前，父亲问的唯一一个问题。
　　
　　“八千。“陶爱民说，“其余的都在家，饼干盒里，您和妈看着。“
　　
　　这是他给自己立的又一条规矩：人在线上，钱分两头。家里存的这一半，是底仓；身上带的，是弹药。弹药丢了，底仓还在；都带在身上，一回就是全军覆没。
　　
　　车上挤，他站了半程，靠着一万五千块里的这八千多块钱——确切地说，是缝在棉衣内袋里的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六块，这一趟，他要办的是两天的并货，本钱得带足。
　　
　　合肥的行情，果然变了。
　　
　　国债服务部楼下的马路牙子上，宋头的位置还在这儿，人却多了两个新面孔——上海下来的大户，把柜台的货价抬到了七六折。楼梯口的墙根底下，新添了两辆嘉陵摩托，车把上挂着大哥大似的黑皮包，其实里头是现钞。本地的小黄牛们围着摩托车转，一天能倒两三手。
　　
　　陶爱民在街对面站了半个钟头，看明白了：大户收货不进柜台，就在马路上收黄牛手里的号，一手钱一手货，收完连夜发上海。柜台的号，反倒被挤得七零八落——散户排队拿了号，出了门就被摩托车截住。
　　
　　宋头见到他，把烟往鞋底上一摁，摊开手。
　　
　　“看见没。七六，人家一口价，我连还价的份都没有。“宋头说，“你还要老价七三？兄弟，不是我翻脸，是这个世道一天一个样。“
　　
　　“七六，我拿。“陶爱民说。
　　
　　宋头一愣：“你不还价？“
　　
　　“不还。“陶爱民蹲下来，掰着指头给他算，“七六收，上海出手，混着算九十七块一毛五；刨去车饭钱，我十趟还剩二十个点。二十个点，撑得住。您给我两天并两天的货，量给足，价我认七六——但有一条，明年二月里我再来一趟，您得还我七二。“
　　
　　“凭啥？“
　　
　　“凭春运一过，上海那两个大户就得回去。“陶爱民说，“他们是腊月里闲钱闲人才下来的，正月一过，各回各的行当。到那时候，合肥地面上出得起整批现钱的，就剩我。宋师傅，短价是一锤子买卖，长价才养人——这话是您教我的，九月里，您说大户的钱不现，人也不稳。“
　　
　　宋头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笑得脖子上的疤都红了。
　　
　　“你小子，把我这话记到今天。“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两天，两万面值的号，我给你凑。七六。正月里你要来，七二，我认。“
　　
　　两天，面值一万九千六百块，付出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六块。夜车上海，这一回货大，他分了两家门市出手，一家一半，整整一个上午。
　　
　　分开出手，是他跟自己磨出来的章法。头一家门口，他排在队里听动静——前头一个中年人出三千面值，柜员点完，报了个数，中年人围着柜台数了两遍才走。轮到他，他把货和一张写好面值清单的纸条一起递进去，柜员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见过把券按年份分好捆、还自带清单的。第二家如法炮制。两家之间隔了半个城，他坐电车过去的，帆布包搁在腿上，手一直没有离开包带。年关的上海街上，人人拎着年货，人人步履匆匆，没有人看他一眼——大隐隐于市，最好的掩护，就是让人看不出你跟这个年有任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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