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红榜 (第2/2页)

陶爱民把父母拉到镜头里，自己站在边上，对记者也只说了一句：“老师教得好，家里供得起。“
　　
　　门里门外的人都说这孩子稳，出名了都不飘。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不是少年老成——是他三十七年里上过的镜、剪过的彩、应付过的场面，比这条街所有人加起来都多。前世三十九岁他第一次以市长身份面对满堂镜头，说的开场白，也是这七个字的路数。镜头这个东西，他打心眼里敬畏：它给出去的东西，早晚要连本带利收回来。
　　
　　李正律的分数也出来了，五百六十一，过重点线九分。全校上线的一共五个人，红榜上两个名字挨着。李正律挤在人堆里看榜，看了半天，回头第一句话是：“你数学一百二？陶爱民，你上回模考数学才九十八。“第二句是：“行，你欠我的那半个西瓜，不要了。“
　　
　　那半个西瓜，是九岁那年偷瓜事发之后，李正律掰给他的半块干粮换的说法——他记到今天。
　　
　　真正绷不住的，是父亲。
　　
　　八月头上，厂里、镇里、亲戚家的恭贺攒成了三桌酒，摆在院子里。厂里车间主任来了，跟父亲一人一句“应该的“，喝了三个满杯。陶援朝平时二两的量，那天被人你一杯我一杯，喝到了底朝天。人散了，桌歪着，碗筷没人收，他还在院里坐着，红着脸，眼睛发直。
　　
　　陶爱民去扶他，被他一把攥住手腕。那只手劲大，攥得他生疼。
　　
　　“爱民。“
　　
　　“哎。“
　　
　　“你爷爷，一辈子最远到过县城。“父亲的舌头大了，可每个字都咬得很重，“我，最远到过汉丰。你——“他停了停，像是在脑子里找全省最好的地方，“你往后，是要去大地方的。“
　　
　　“去多远的地儿，“陶爱民架着父亲的胳膊，“也是您儿子。“
　　
　　父亲嘿嘿笑了两声，忽然又正色，凑近了压低声音，跟说什么机密似的：“北大咋不去？啊？是不是家里钱不凑手？爸还能干二十年——“
　　
　　“东大好。“陶爱民说，“我留在江东，有账要算。“
　　
　　父亲没听懂这句。他也不需要懂。他顺着自己的酒劲往下说，说他十四岁进厂当学徒，一年罚站几百个小时；说师傅传手艺那天讲的“活儿要往骨头里做“；说儿子的三好学生奖状他一张没扔，都拿报纸包着，压在樟木箱子最底下，“潮天要拿出来晒的“。
　　
　　说到一半，他吐了。陶爱民把他的头扶正，拍背，打水，擦脸，折腾到半夜。最后父亲靠在门框上睡着了，一百六十多斤的人，肩膀塌下来，整个人的分量都挂在那个门框上。
　　
　　陶爱民架着他往屋里走的时候，忽然停了半步。
　　
　　门框。
　　
　　三十七年后，另一个老人抱着另一个门框，也是这样，把一辈子的分量都挂了上去。
　　
　　他把父亲安顿好，掖了被角，站在屋里看了一会儿。父亲睡着了还在笑，眉眼舒展得像个孩子。前世，这个人七十四岁走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的是那枚擦得锃亮的厂牌，和一张他站在**台上的报纸照片。
　　
　　这一世，都还来得及。
　　
　　他轻手轻脚地出来，带上门。院里月色正好，母亲在灶间刷碗，哗啦，哗啦。他在磨刀石旁边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个作业本，翻到写着账的那一页，就着月光，在“四千二百元“底下，又添了一行小字：
　　
　　数学一百二。前世欠的，这一世先还上第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