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红榜 (第1/2页)

报志愿那几天，家里来过三拨人。
　　
　　第一拨是班主任张老师。他骑着自行车跑三十里，进院门的时候后背全湿了。他把志愿草表摊在八仙桌上，手指头点着第一栏：“北大。文科全省前三的分数，不报北大，天理不容。“
　　
　　“张老师，我报东江大学，经济系。“
　　
　　张老师以为自己听岔了。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东大？爱民，东大是好学校，可你报的是经济系——那系去年才建的，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你的分数，北大历史、人大新闻，随便挑。“
　　
　　“正因为新。“陶爱民给他倒水，“新开的系，用的是最新翻译的教材，教课的老师也是全省新调来的。学新东西，我宁可去新的地方。“
　　
　　这套话他在心里过了三遍。说得有理有据，句句是一个十八岁优等生说得出口的理由。至于真正的理由——他要留在江东，他有三十三年的账要在这个省里算——这个，他谁也没说。有些话，说早了不是路，是话柄。
　　
　　第二拨是校长。校长没进院，在校门口碰见了从厂里回来的陶援朝，两人蹲在门口说了一个钟头。校长说全省第三出在他手里，是他一辈子的招牌；说北大的门牌一挂，子孙三代都硬气。父亲从头到尾没接几句话，末了只回了一句：“娃自己的事，娃自己定。“校长走的时候，冲屋里喊了一嗓子：“老陶，你儿子有主意，你享福在后头。“
　　
　　第三拨是父亲。
　　
　　那天晚饭后，父亲在院里磨镰刀，磨了半个钟头，忽然开口：“为啥不去北京？“
　　
　　陶爱民把水盆放在磨刀石旁边，蹲下来。
　　
　　“爸，我学的是经济。“他说，“北京不缺我一个。江东穷，江东缺。我留在江东，离家近，妈有个头疼脑热，我一天就到了。“
　　
　　磨刀石停了。父亲低着头，看那把刃口发亮的镰刀，看了很久，重新蘸了水，又磨起来。
　　
　　再没提这事。
　　
　　七月二十六，出分。
　　
　　那天晌午热得狗都趴在阴沟里吐舌头。下午三点多，张老师的自行车铃在巷口就响成了一串。他人没进院，声音先进来：“老陶——六百八十七——爱民，六百八十七，全省文科，第三——“
　　
　　车都没支稳，人先蹿进了门。分数条是从县招办抄回来的，复写纸誊的两份，一份给学校，一份塞进陶爱民手里，另一行小字是单科：语文一百零九，全市单科第一，作文据说在阅卷点被传着看了；数学一百二十。
　　
　　满分。
　　
　　陶爱民捏着那张纸，看的时间最长的是数学那一行。前世那道丢了负号的大题、丢掉的七分、蹲在院里抽了一夜烟的父亲、信用社那八十块钱的复读贷款——一百二十，一分不差，全找回来了。
　　
　　他没出声。母亲在围裙上擦着手，擦了一遍又一遍，忽然转身往灶间跑，说要炒花生，跑两步又回来，把分数条要过去看了一遍，确认“六“字后面跟着的是“百八十七“，又跑了。父亲站在当场，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又蹭了两回，最后憋出一句：“我上我那屋躺会儿。“进屋，半天没动静。
　　
　　镇上炸了。
　　
　　当天傍晚，有线广播的喇叭念了一遍红旗中学的录取情况，念到“全省第三“四个字，播音员的调门都变了调。第二天一早，红旗中学门口贴出红榜，红纸黑字，围了三层人。镇政府来了干事，厂里来了工会**，供销社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跟买肥皂的顾客把这事讲了整整一天。县报记者骑着自行车来了，要给“全省第三“拍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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