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 大暑 (第1/2页)

一
　　
　　2025年7月22日，大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清晨五点半，河生被热醒了。窗外的天已经大亮，阳光像烧化的铁水一样泼在窗户上，窗帘被晒得发烫。他翻身坐起来，摸了一下额头，全是汗。林雨燕还睡着，侧着身子，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他伸手探了探她的额头，不烫，但湿漉漉的。空调开着，二十六度，不算高，但上海的夏天就是这样，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他轻轻起身，走到阳台上。热风扑面而来，像有人拿着吹风机对着脸吹。梧桐树的叶子被晒得蔫蔫的，垂头丧气地耷拉着，没有一点精神。墙角那棵石榴树的果子又大了一圈，青中泛红，有几颗已经裂开了一道缝，露出里面亮晶晶的籽粒。花坛里的月季被晒得焦了边，花瓣卷曲着，像烧焦的纸。蝉鸣声从树上传下来，一阵高过一阵，聒噪得人心烦。
　　
　　母亲说过——“大暑热不透，大热在秋后。”大暑不够热，秋天就会更热。今年的夏天已经够热了，他不敢想象秋天会热成什么样。
　　
　　上午，河生去菜市场买了绿豆、百合、莲子。大暑要喝绿豆汤，这是母亲传下来的规矩。菜市场里热得像蒸笼，卖菜的大姐摇着蒲扇，额头上全是汗。卖绿豆的摊位前排着队，等了好一会儿才轮到。
　　
　　“大哥，买绿豆？”摊主是个中年男人，光着膀子，肩上搭一条湿毛巾。
　　
　　“嗯。称三斤。”
　　
　　“三斤够吗？天热，多买点。绿豆放得住，明年还能吃。”
　　
　　“够了。吃不完浪费。”
　　
　　摊主称了三斤绿豆，用塑料袋装好递给他。绿豆青青的，颗粒饱满，是今年的新豆。
　　
　　回到家用钥匙开了门，屋子里凉快多了，空调一直开着没关。林雨燕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熬绿豆汤。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绿豆在沸水里翻滚，像一群绿色的小鱼。
　　
　　“回来了？”她头也没回。
　　
　　“嗯。”河生把绿豆放在灶台上，“买了新豆，下次用。”
　　
　　“今年的新豆？”
　　
　　“嗯。今年的。”
　　
　　林雨燕把锅盖盖上。“那你放着吧，下次煮。”
　　
　　河生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她穿着一件碎花家居服，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几缕碎发垂在耳边。她老了，从背影就能看出来——肩不再挺拔，腰也粗了，手上的皮松松垮垮的。可是他觉得她很好看，比他年轻时见过的任何一个女人都好看。
　　
　　“你看什么？”林雨燕转过头。
　　
　　“看你。”
　　
　　“有什么好看的？一个老太婆。”
　　
　　“老太婆也是我老婆。”
　　
　　林雨燕笑了。“你就会说好听的。”
　　
　　二
　　
　　绿豆汤煮好了，晾凉了。河生盛了一碗，端着走到阳台上。热风还是那样，他喝了一口绿豆汤，凉丝丝的，甜丝丝的。他想起小时候，大暑这天，母亲也会煮绿豆汤。母亲煮的绿豆汤没有林雨燕煮的好喝，糖放得少，不够甜。可是他还是觉得母亲煮的最好喝，因为那是母亲煮的。
　　
　　德顺爷说大暑这天要在船头挂艾草。他问为什么，德顺爷说驱邪避灾。他不懂什么是邪，什么是灾。德顺爷说邪就是不好的东西，灾就是不好的事。挂了艾草，不好的东西和事就不敢来了。他信了，每年大暑都在船头挂艾草。挂到他不跑船了为止。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可也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过了大暑，就是立秋。他想起母亲的话——“大暑不热，五谷不结。”该热的时候就得热，热透了庄稼才能熟，人这一辈子也是。
　　
　　中午，陈溪从外面回来了。她去和高中同学聚会了，晒得脸通红。
　　
　　“爸，热死了。”她一进门就喊。
　　
　　“快去冲个凉。”河生说，“绿豆汤在锅里，自己盛。”
　　
　　陈溪冲了凉出来，盛了一碗绿豆汤，咕嘟咕嘟喝下去。“好喝。妈，您放了冰糖？”
　　
　　“放了一点。你爸不让多放，说糖多了不健康。”
　　
　　“爸，您管得真宽。”
　　
　　“不是管得宽，是为你们好。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陈溪吐了吐舌头。
　　
　　下午，河生接到方卫国的电话。方卫国从北京打来的，说他的书合集要出版了，十几本一套，精装。出版社想搞一个首发式，问他愿不愿意参加。
　　
　　“河生，你来不来？”
　　
　　“什么时候？”
　　
　　“八月八号。在北京。”
　　
　　河生想了想。“我去。”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河生坐在沙发上。林雨燕问他什么事，他说方卫国的新书首发式，在北京，问他去不去。林雨燕说去就去吧，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河生点了点头。
　　
　　大暑的第三天，陈江和苏敏度蜜月回来了。他们去了云南，昆明、大理、丽江，玩了一周。
　　
　　“妈，我们回来了。”陈江一进门就喊。
　　
　　“回来了？累不累？”林雨燕从厨房里跑出来。
　　
　　“不累。”
　　
　　苏敏跟在后面，手里拎着大包小包。“妈，这是给您买的。围巾，大理扎染的。”
　　
　　林雨燕接过围巾，展开看了看。“好看。真好看。”
　　
　　“爸，这是给您的。”陈江递过来一盒茶叶，“普洱，陈年的。您尝尝。”
　　
　　河生接过茶叶，打开闻了闻。“好茶。谢谢。”
　　
　　“一家人不谢。”
　　
　　三
　　
　　七月二十五日，陈溪的录取通知书正式到了。从复旦寄来的，大红色信封，印着金色的校名。陈溪拿着那个信封，手在抖。她小心翼翼地拆开，从里面抽出那张纸，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爸，我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了。”
　　
　　河生接过那张纸，看着上面的字。他看了很久。
　　
　　“好。”他把纸还给陈溪，“爸爸为你骄傲。”
　　
　　陈溪哭了。林雨燕也哭了。陈江和苏敏站在旁边，眼眶也红了。方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看到大家都在哭，也跟着哭了，哇哇的。陈溪抱起他，说“方远不哭，姐姐考上大学了”。方远不懂什么是大学，但听姐姐说不哭了，就不哭了。
　　
　　“溪溪姐姐，大学是什么？”
　　
　　“大学就是读书的地方。很大学校，很多人。”
　　
　　“我也要去。”
　　
　　“好。等你长大了，姐姐带你去。”
　　
　　方远笑了。
　　
　　晚上，一家人出去吃饭庆祝。陈溪点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有虾有蟹。河生看着那些菜笑了，说点这么多吃得完吗。陈溪说吃得完，今天高兴。林雨燕给方远夹菜，方远吃得到处都是。陈江和苏敏坐在旁边说着悄悄话。
　　
　　河生看着这桌人，想起了很多年前。
　　
　　那时候，母亲也这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母亲坐在主位上，看着他们吃，自己不怎么动筷子。
　　
　　“妈，您怎么不吃？”他问。
　　
　　“我不饿。你们吃。”
　　
　　他知道母亲不是不饿，是舍不得吃。那时候穷，好东西要留给孩子们。现在不穷了，可是母亲不在了。他想起德顺爷，想起母亲，想起周老师，想起孟教授，想起那些已经走了的人。他们都不在了，可又好像都在。在这杯酒里，在这桌菜里，在这满屋子的人声里。
　　
　　四
　　
　　七月二十八日，河生坐高铁去了北京。方卫国的新书首发式。林雨燕没去，她说不喜欢北京，太干了，不如上海湿润。陈江和苏敏上班，陈溪在家写小说，方远回北京了。一个人，正好。
　　
　　首发式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来了很多人，有读者，有记者，有作家。方卫国站在台上，手里拿着话筒，讲他写这些书的故事。
　　
　　“我写了十几年，从《大河之子》到《大河之源》，十几本书，几百万字。写的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时代。这个人叫陈河生，他从黄河边走来，走到上海，走到航母上，走到今天。他是我见过最普通也最了不起的人。他的普通在于，他从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他的了不起在于，他把一件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台下响起了掌声。
　　
　　方卫国看向台下的河生。“河生，你上来。”
　　
　　河生摆了摆手。
　　
　　“上来吧。”方卫国又喊了一声。
　　
　　河生站起来，走上台。台下又响起了掌声，比刚才更热烈。
　　
　　方卫国把话筒递给他。“说几句。”
　　
　　河生接过话筒，看着台下。那么多眼睛看着他，他有些紧张。“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我就是造了一辈子航母的工程师。我能做成这件事，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是因为赶上了好时候，遇到了好老师，好同事，好领导，好家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他顿了顿，“谢谢。”
　　
　　台下响起了掌声。
　　
　　首发式结束后，方卫国和河生站在图书大厦门口。天很蓝，有几朵白云悠悠地飘着。方卫国老了很多，背也驼了，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
　　
　　“河生，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值不值？”方卫国问。
　　
　　“值。”河生说，“你问过无数遍了，我每一个回答都是一样的。”
　　
　　“我记性不好。怕忘了。”
　　
　　“忘不了。”
　　
　　方卫国笑了。“河生，你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
　　
　　“这么快？”
　　
　　“嗯。溪溪要开学了，我得回去送她。”
　　
　　方卫国沉默了一会儿。“好。你回去吧。等我身体好一些，我去上海看你。”
　　
　　“好。我等你。”
　　
　　方卫国握住河生的手，使劲握了握。
　　
　　五
　　
　　八月初，上海热得不像话。河生不怎么出门了，每天早晨在阳台上站一会儿就回屋。陈溪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了，入学日期是九月一日，还有一个月。
　　
　　陈溪每天都在家看书、写小说。她写了几万字了，题目叫《我的父亲》，写的是河生的故事。
　　
　　“爸，您看看。”她把打印出来的稿子递给河生。
　　
　　河生坐在沙发上，戴上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看。写得很好，比高中生作文好了不知道多少。有细节，有情感，有思想。他想起陈溪小时候写作文的样子，歪歪扭扭的字，短短的几句话。“我的爸爸是一个工程师，他每天都很忙。他很少陪我，但我知道他爱我。因为他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带礼物。”现在她不用带礼物了，她送了他最贵重的礼物——这本还只存在于稿纸上的书。
　　
　　“爸，您觉得怎么样？”陈溪坐在他旁边，紧张地看着他。
　　
　　“好。”河生摘下老花镜，“比我写的还好。”
　　
　　“真的？”
　　
　　“真的。你好好写，写完了爸爸帮你联系出版社。”
　　
　　“谢谢爸。”
　　
　　陈溪抱着稿纸跑回房间了。河生看着她的背影，想起自己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这样，写了改，改了写。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写到自己满意为止。
　　
　　河生一个人在北京待了两天。头天参加完方卫国的新书首发式，第二天又去拜访了几位老朋友。老朋友们都在变老，他看着他们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心里有些发酸，却也不知该说什么。时间是最大的变量，也是最公平的判官，它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留下了相同的痕迹，只是有人早一些，有人晚一些。
　　
　　回上海的高铁上，河生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风景。麦子已经收完了，玉米正在拔节，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一块一块的玉米地像整齐的棋盘，在阳光下闪着墨绿色的光。他想起小时候，大暑前后，玉米长到一人多高，地里面密不透风，闷热得很。他跟着母亲去玉米地里拔草，玉米叶子划在脸上，又疼又痒。母亲在地里干活，弯着腰，一干就是一整天。汗水把她的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她的脸上全是汗，但她从来不叫苦，也不喊累。他不喜欢干农活，太累了，他喜欢坐在黄河边看德顺爷的船。德顺爷说不想干农活就好好读书，读了书就不用干农活了。他听了，好好读书，考上了大学，来到了上海，造了航母。他不用干农活了，可母亲还在干，干到她干不动为止。
　　
　　手机震了一下。是陈溪发来的微信。“爸，您什么时候回来？我写完了第一章，您帮我看看。”
　　
　　“下午三点到。”他打字。
　　
　　“我去接您。”
　　
　　“不用。打车回去。”
　　
　　“我去接您。”她又发了一遍，加了感叹号。
　　
　　河生笑了。这孩子，跟她妈一个样，犟得很。
　　
　　下午三点十分，高铁到站。河生走出出站口，看到陈溪站在那里，手里举着一瓶冰红茶。“爸，这儿呢。热吧？喝点水。”他接过冰红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冰红茶很甜，很凉。他不是小孩了，不喝这些，但女儿买的，他就喝。
　　
　　“不是不让你来吗？”河生嘴上责怪着，心里却是暖的。
　　
　　“反正闲着。”陈溪挽着他的胳膊，“爸，您看我的稿子了吗？”
　　
　　“车上看了。”
　　
　　“怎么样？”
　　
　　“好。”河生重复了在北京时的评价，“比我想的还好。”
　　
　　“真的？”她眼睛一亮。
　　
　　“真的。你好好写，将来比你方叔叔写得好。”
　　
　　陈溪笑了。“方叔叔听了该不高兴了。”
　　
　　“他不高兴？他高兴还来不及呢。他老说年轻人比他写得好。”
　　
　　陈溪挽着河生的胳膊，父女俩慢慢地走出火车站。
　　
　　大暑将尽，立秋在望。河生站在阳台上，远处的黄浦江在暮色中静静流淌，江面上映着两岸的灯火。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轻轻摇了摇。叮叮当当的声音在暮色中响起来。
　　
　　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也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了。过了大暑，就是立秋。春天走了，夏天也要走了。一年一年过得很快。可他知道，每一个节气都在告诉他要好好活着。春天要播种，夏天要耕耘，秋天要收获，冬天要收藏。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不着急，也别停。德顺爷说黄河的水一年四季都在流，夏天快，冬天慢，可它从来不会停下来。船也一样，停了就锈了，人也是一样。
　　
　　六
　　
　　回到家的第二天，河生接到了大哥的电话。大哥说，枣树被风刮断了一根大枝，心疼得不行。那根枝子结了很多枣，青青的，眼看着就要熟了。大暑的太阳太毒，风也大。河生心里一紧，问大哥那根枝子还能接上吗。大哥说接不上了，断了就断了，好在根还在，明年还能发新枝，只是今年的枣少结不少。
　　
　　“哥，你身体怎么样？”河生把听筒贴近耳朵。
　　
　　“还行。”大哥说，“就是腿还是有点疼。老了，不中用了。”
　　
　　河生沉默了一会儿。“哥，你少干点活，多休息。”
　　
　　“不干活干啥？闲着更难受。”
　　
　　河生没有再劝。大哥这脾气，劝也劝不动。他挂了电话，站在窗前看着那棵石榴树。果子又红了一些，再过一个月就该熟了。他想起父亲种的那棵枣树，那棵树比他年纪还大，是父亲年轻时候种的。每年秋天，枣红了，母亲打下来，晒干了，留到冬天吃。他最爱吃枣，脆的、干的都爱吃。母亲说河生你像枣，皮红心甜。现在母亲不在了，可枣树还在，枣还在，甜还在。
　　
　　大暑的最后一天，河生一个人去了一趟外滩。傍晚去的，夕阳把黄浦江染成了金红色。他沿着江边慢慢地走，走得很慢。他想起年轻时，他和林雨燕在这里散步。那时候他们刚结婚不久，租住在虹口区的一间小房子里。每天晚上吃过饭，他们就沿着江边走，从外白渡桥走到十六铺，再走回来。那时候穷，但很快乐。他们聊未来，聊孩子，聊老了以后的日子。林雨燕说以后有了钱，想去桂林看看。他说好，以后带你去。现在有钱了，可她老了，走不动了。不是真的走不动，是没有那份心气了。人就是这样，年轻时候想去的地方，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时间。等有时间了，又不想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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