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古卷解码 第十三章：暗流与明礁 (第1/2页)

【现代推进线】
　　
　　2027年1月，春节前夕。
　　
　　纽约，曼哈顿中城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高层会议室里，一场闭门会议正在进行。与会者不到十人，有学者面孔，有基金会代表，也有媒体高管模样的人。长桌中央的投影屏幕上，并列展示着“启明”视频截图、陈思源论文摘要、林薇基因研究数据，以及一份标注为“岛内青年社团活动监测”的报告。
　　
　　主持会议的是个六十岁左右、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白人男子，名叫理查德·科林斯，某著名国际关系智库的资深研究员，同时也是多个“文化交流基金会”的顾问。
　　
　　“先生们，女士们，”科林斯的声音平稳而清晰，“过去两个月的舆情监测显示，我们面临的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学术争议，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指向的‘历史叙事重构运动’。其核心目标，是解构以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明为源头的西方现代性叙事，并试图构建一个以所谓‘华夏文明连续性’为中心的新全球史观。”
　　
　　他切换幻灯片，显示出“求真论坛”成员的网络关联图，以及方雨书店的地理位置标识。
　　
　　“这个运动有几个特点：第一，草根性与网络化。它并非由中国官方直接发起，而是起源于民间学者、网络博主和青年学生，利用新媒体平台快速传播。第二，实证包装。他们大量引用考古发现、基因数据、文献比对，使其论点具有表面上的学术严谨性。第三，情感动员。巧妙关联民族自豪感、历史受害记忆，以及对‘真相被掩盖’的普遍性焦虑，容易引发共鸣，尤其是年轻人。”
　　
　　一位戴着无框眼镜、来自某主流新闻周刊的编辑皱眉问道：“理查德，这是否有些夸大其词？毕竟只是网络上的讨论，而且很多质疑在学术界内部也存在。”
　　
　　“珍妮弗，关键不在于个别论点是否正确。”科林斯摇头，“而在于其整体效应。当‘西方历史是伪造的’、‘中国文明自古全面领先并持续输出’、‘近代衰落完全归咎于外族入侵和西方掠夺’这样一套叙事被足够多的人接受，它会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尤其是华夏年轻一代——看待自身和世界的坐标系。这会削弱他们对现行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的认同，增强其文化排他性和潜在的修正主义冲动。”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更重要的是，这套叙事正在向、MACAU乃至海外华夏人社区渗透。它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文化向心力，直接冲击我们长期以来支持的、基于‘民主自由’和‘本土认同’的分离主义话语。如果的年轻人开始相信，他们的祖先来自福建，他们的文化根源在华夏，他们的‘本土历史’是被殖民者割裂和篡改的，那么我们在问题上的战略将受到严重威胁。”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中央空调低沉的嗡嗡声。
　　
　　“那么，应对策略是什么？”一个代表一大型基金会的中年女士问道，“直接封禁或反驳这些内容，在中国大陆可能收效有限，甚至可能引发逆反心理。”
　　
　　“多管齐下。”科林斯调出新的行动计划表。
　　
　　“第一，学术层面。资助我们熟悉的、有国际声望的汉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撰写系列深度反驳文章、出版专著、制作高水准纪录片。重点不是纠缠于‘亚里士多德用了多少羊皮’这种细节，而是从方**上批判其‘民族主义史学’倾向，强调全球史观和文明互鉴，将其塑造为‘排斥外界’等的典型。要充分利用国际学术期刊、书评媒体和电影节渠道。”
　　
　　“第二，舆论层面。在中文互联网的外围平台（如海外中文媒体、社交平台）和MACAU的本地媒体，组织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和‘公共知识分子’，系统性地将这些观点与‘极端主义’、‘阴谋论’挂钩。要营造一种‘有理性、有国际视野的人都不屑于此’的舆论氛围。同时，挖掘和放大他们团队内部可能存在的任何瑕疵或不一致之处。”
　　
　　“第三，分化与本土化对抗。尤其是在，要加大力度支持本土史观研究和‘转型正义’论述，资助拍摄强调‘多元海洋文化’、‘平权进步价值’的影视作品，与华夏的‘大一统观历史叙事’形成鲜明对比。要鼓励岛内将相关讨论‘政治化’，定义为‘华夏的文化统战’、‘对本土意识的侵蚀’，激发防御性反应。”
　　
　　“第四，技术与非对称手段。”科林斯的声音压低了一些，“监测并干扰其关键传播节点。对‘启明’这类核心账号，利用平台规则进行限流、屏蔽，或发动大规模举报。对陈思源、林薇等核心研究人员，在其国际学术交流、论文发表、项目申请等方面设置障碍。对宝岛像‘沧海拾遗’书店这样的民间节点，可以采取收购、施压、制造法律麻烦等方式进行干扰。”
　　
　　他最后总结道：“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一场学术辩论，而是维持叙事话语权。不能让这种基于文明本体论的‘历史自信’在华夏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中生根发芽。这关乎的不仅是历史解释权，更是未来几十年的格局。”
　　
　　会议在凝重的气氛中结束。与会者匆匆离去，奔赴各自的领域执行新的任务。
　　
　　几乎在同一时间，宝岛，方雨的“沧海拾遗”书店，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自称姓张，是某“文化创意产业协会”的理事，西装革履，笑容可掬。他先是在店里转了一圈，对几本日据时期文献表现出浓厚兴趣，然后来到柜台前，递上一张名片。
　　
　　“方小姐，久仰。听说你这里有不少珍稀的历史资料，我们协会正在筹划一个‘多元史观对话’项目，想征集一些民间文献进行数字化和展览，不知方小姐有没有兴趣合作？我们可以提供非常优厚的资料使用费和项目经费。”
　　
　　方雨心中警铃微响。她接过名片，扫了一眼，协会名字很陌生，地址在信义区某高档写字楼。
　　
　　“张理事过奖了，我这里都是些普通旧书，谈不上珍稀。不知道你们具体想征集哪方面的资料？”
　　
　　“比如，关于早期汉人移民与平埔族关系的民间记录，或者日据时期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最好是能体现社会复杂多元面相的。”张理事笑容不变，“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资料，展现一个不同于任何单一****的、丰富的本土历史。”
　　
　　他的话听起来很“正确”，甚至很“进步”，但方雨却捕捉到一丝异样——他强调“不同于任何单一****”，尤其是“复杂多元面相”，这似乎是在刻意淡化或抵消“启明”及大陆考证派所强调的“文化同根、血脉相连”的主线。
　　
　　“抱歉，张理事，我这里的资料大多有原主，不便外借或用于商业项目。而且我习惯自己慢慢整理研究，暂时没有合作打算。”方雨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
　　
　　张理事的笑容淡了些，但语气依旧温和：“方小姐不必急着拒绝。或许你可以先看看我们的项目计划书，经费真的很充足。而且，现在做旧书生意不容易，有这么好的机会将收藏转化为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你也在做一些……嗯，私下的资料整理工作，或许我们的平台能让你走得更远，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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