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世：太行山的种子 (第1/2页)
1937年10月18日，晨6时15分，山西五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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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
林征醒来时，第一个感觉是左小腿传来的痒。不是蚊虫叮咬的那种刺痒，而是伤口愈合时新肉生长的、钻心的痒。
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土坯房的炕上。阳光从糊着麻纸的窗户透进来，在坑洼不平的泥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空气里有草药的苦味，还有淡淡的血腥气。
他试着动了一下左腿。
疼，但能忍。伤口的痒和疼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感觉。
记忆涌来：
陈树生。
二十二岁。
山西太原人。
师范学校毕业。
三个月前参加的八路军。
现在是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的一名战士。
左腿是三天前在平型关撤退时被流弹擦伤的，伤口感染，高烧了两天。
林征——现在是陈树生了——撑着坐起来。土炕上还躺着另外三个伤员，都裹着脏兮兮的绷带，一个在睡觉，两个在小声说话。
“树生醒啦？”靠窗的伤员转过头。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右臂吊着，脸上有好几道结痂的划痕。
“嗯。”林征应了一声。陈树生的声音温和，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清晰吐字。
“可算退烧了。”老兵咧嘴笑，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豁口，“你这学生娃命大，高烧四十度，老刘头都说你可能挺不过来了。”
老刘头是村里的土郎中，也是八路军的义务卫生员。
林征低头看自己的左腿。小腿上缠着灰布条，布条上渗着黄褐色的药渍。他伸手摸了摸，伤口应该已经结痂了。
这是第一次，他醒来时不是在战斗状态，而是在养伤。
存活时间：从陈树生参军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这是目前为止最长的一世。
“班长呢？”林征问。
“带人下山了，弄粮食。”老兵压低声音，“鬼子把山下几个村子的粮都抢光了，咱们断粮两天了。”
林征沉默。
陈树生的记忆告诉他：这是1937年10月，太原会战正在激烈进行。他们这个独立团在平型关战役后撤到五台山地区休整补充，但补给极其困难。
门外传来脚步声。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掀开草帘子进来，手里端着个粗陶碗。是村里的李大娘，这些天伤员都由她和几个妇女照顾。
“娃醒啦？”李大娘看见林征坐起来，脸上露出笑容，眼角堆起深深的皱纹。她把碗递过来：“喝口粥，刚熬的。”
碗里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野菜粥，几片不知名的野菜叶子浮在表面。
林征接过碗，道了声谢。
李大娘摆摆手，转身去看其他伤员了。
林征慢慢喝着粥。粥很烫，野菜带着苦味，盐放得很少，但这是他这些天来第一口热食。
陈树生的身体本能地渴望着食物。胃在抽痛，是长时间饥饿后的痉挛。
喝完粥，林征试着下炕。左腿还有些软，但能站住。他拄着炕沿走了几步，来到窗边。
窗外是典型的山西山村景象：土坯房依山而建，院子里堆着柴火，几只瘦骨嶙峋的鸡在刨食。远处是连绵的太行山脉，秋日的山峦呈现出深浅不一的黄色和褐色。
和平。
这一刻，竟然有种诡异的和平感。
如果不是空气中隐约飘来的焦糊味，如果不是远处偶尔传来的零星枪声，如果不是村里那些空了一半的房子。
“树生，来，坐这儿。”老兵拍了拍炕沿。
林征走过去坐下。
老兵从怀里摸出个烟袋，塞上烟叶，却没点火，只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没火镰了，”他苦笑，“上回转移时掉了。”
林征看着老兵。这是个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右臂是在湘江战役时受的伤，骨头没接好，落下了残疾。本可以在后方工作，但他坚持要上前线。
“老马，你说……”林征开口，用的是陈树生习惯的语气，“咱们能坚持多久？”
老马——老兵姓马——沉默了。他把烟袋在手里转了几圈，才说：“多久都得坚持。咱们退了，老百姓咋办？”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是最沉重的责任。
陈树生之所以参军，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师范学校的学生，原本可以教书育人，过安稳日子。但鬼子来了，学校炸了，老师死了，同学散了。
他记得离校那天，老校长站在废墟上说：“国之不国，何以教书？同学们，各寻前路吧。”
于是陈树生投了八路军。
不是为了报仇——他家人在太原陷落前就逃到西安了。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八路军官兵平等，只有责任没有特权。
他只是觉得，这个国家不该这样。
林征感受着这份情感。和陈树生的记忆融合得越深，他就越理解这个年轻人：理性、温和，但骨子里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倔强。
下午，班长回来了。
班长叫王大山，二十五岁，河南人，也是老红军。他带回来半袋小米，还有几个冻硬了的红薯。脸色铁青，身上有血。
“咋了班长？”老马问。
“***汉奸，”王大山把粮食往地上一扔，“带鬼子搜山，把咱们藏在山洞里的粮食挖出来了。老赵他们几个……没了。”
土坯房里一片死寂。
没了。
这个词在战争中意味着死亡、失踪、或者被俘。但无论哪种，都意味着再见不到了。
“粮食呢？”一个伤员哑声问。
“抢回来一半，”王大山抹了把脸，脸上的泥土和血混在一起，“用三条命换的。”
又是一阵沉默。
林征看着那半袋小米。粗布口袋，最多二十斤。二十斤粮食，三条命。
这就是敌后根据地的现实。
“树生，”王大山突然看向他，“你腿能走了不？”
“能走。”林征说。
“那好，明天你跟老马转移。”王大山说，“这里不能待了，鬼子肯定还会来搜。咱们得往深山里撤。”
“班长你呢？”
“我留下断后，把痕迹处理干净。”王大山咧嘴笑，笑容很苦，“放心，死不了。”
林征知道，班长是在说谎。断后的人，活下来的几率不到三成。
但他没说话。陈树生不会说破，八路军里每个人都心照不宣：有些任务，就是去送死的。区别只在于死之前能换多少。
夜里，林征睡不着。
他躺在炕上，听着旁边伤员的**，听着窗外的风声，脑子里却在整理这几个月来的记忆。
陈树生是个细心的人，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条件艰苦，但他还是用铅笔头在废纸上断断续续记了些东西：
9月25日，平型关。第一次打仗，吐了。但赢了。
10月3日，撤退。伤，发高烧。
10月12日，李大娘用最后半碗米熬粥给我喝。她孙子饿得哭。
10月15日，教村里孩子认字。五个字：中国、八路军。
10月17日，粮食没了。
这些零碎的记忆，构成了一个普通八路军战士的日常：战斗、转移、饥饿、伤病，还有在绝境中依然坚持的“教育”。
教孩子认字。
在随时可能死亡的战场上，在食不果腹的山村里，陈树生依然觉得，孩子们应该认字。
林征忽然想起李振良。那个学生兵也相信，知识是有力量的。
也许陈树生就是李振良的另一种可能——如果李振良活下来，如果没有战争，他也会成为一个老师，教孩子们读书认字。
但战争没有如果。
第二天一早，转移开始了。
林征的腿还有些瘸，但能走路。老马的胳膊吊着，用左手拄着根木棍。除了他俩，还有两个轻伤员，以及村里的五个孩子——都是父母被鬼子杀害的孤儿。
李大娘把他们送到村口，往每个孩子怀里塞了个煮熟的土豆。“跟着八路叔叔走，听话。”她挨个摸孩子的头，眼睛红着，但没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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