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4章 旧账 薛紫英推开会议室门动作很轻 (第1/2页)
薛紫英推开会议室门的动作很轻,轻到坐在长桌尽头的陆时衍几乎没有抬头。
但他还是抬头了。
不是因为听到了声音——薛紫英的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响他太熟悉了,熟悉到不需要用耳朵去分辨,身体自己就会做出反应。三年前她也是这样走进他的办公室,用同样的步伐,同样的节奏,然后在他面前放下一份解约协议。
那天她穿的是黑色。今天是深蓝色。颜色不一样,但裙摆的长度差不多,都在膝盖上方三指的位置,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小腿的线条。陆时衍在心里给了自己一个短暂的鄙夷——三年过去了,他居然还记得她裙摆的长度。
“陆律师。”薛紫英在会议桌对面站定,把一只牛皮纸文件袋放在桌上,用两根修长的手指按住,朝他的方向推了过来,“你要的东西。”
陆时衍没有去接。他的目光在薛紫英脸上停了两秒,然后重新落回面前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手指继续敲击键盘,节奏纹丝不乱。
“我好像没有叫你送过来。”
“我自己要来的。”薛紫英拉开椅子坐下,动作自然得像是在自己家的餐桌前落座。她从包里掏出一盒薄荷糖,倒出两颗丢进嘴里,嘎嘣嘎嘣地嚼碎了,“反正你迟早会打电话给我,不如我自己送上门,省得你纠结。你这个人,做决定从来不含糊,唯独在联系人这件事上磨磨唧唧的,我太清楚了。”
陆时衍的手指在键盘上顿了一下。不是因为被戳中了心事,而是因为她嚼薄荷糖的声音。那个声音太刺耳了,和法庭上对方律师用指甲刮黑板的效果差不多。三年前他就受不了这个习惯,三年后他的忍耐力似乎没有任何长进。
“文件放下,你可以走了。”
“这么绝情?”薛紫英歪着头看他,嘴角挂着一丝意味不明的笑,“我大老远从浦东赶过来,路上堵了四十分钟,你好歹给我倒杯水吧。”
陆时衍终于合上了电脑。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用庭审时面对对方律师的标准表情看着薛紫英。这个表情他练了十年,能在不流露任何情绪的前提下,让对面的人感觉自己正在被一台精密的扫描仪逐层分析。
“薛紫英,你回来上海快两周了,主动找了我三次。第一次是在法院门口,你说‘正好路过’。第二次是在律所楼下,你说‘约了朋友在这附近吃饭’。今天是第三次,你说‘我自己要来的’。”他把三个时间点一个一个地报出来,语气平淡得像在念案卷编号,“你不是一个会做无用功的人。说吧,你到底想要什么。”
薛紫英嚼薄荷糖的动作停了一拍。然后她笑了,笑得很轻,从鼻腔里哼出来的那种,带着一点自嘲的意味。
“你还是老样子。什么事情都要拆开了揉碎了分析,好像全世界都是一份等待你质证的证词。”她把文件袋又往前推了推,“但我今天来,真的只是送文件。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陆时衍看了她三秒,伸手拿过文件袋,拆开封口的棉线。袋子里的东西不多——一份银行流水记录,几页手写的备忘录,还有一个旧得发黄的信封。他先拿起了银行流水,目光从上往下快速扫过,眉头越皱越紧。
这是一份十年前的转账记录。收款方是一家名叫“鼎新资产评估事务所”的机构,付款方是三个不同的账户,每个账户在两年时间内分批次向这家事务所汇款,总额加起来超过六百万。而这三个账户的持有人,分别是当年苏砚父亲公司破产案中的主审法官、破产管理人,以及苏砚父亲最大的竞争对手。
陆时衍的手指在流水的最后一栏停住了。那里有一笔备注,只有四个字——“清理干净”。
“这份东西你从哪里拿到的?”他抬起头,目光锐利得像刀刃上的反光。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薛紫英把薄荷糖盒子收进包里,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你不用管来源,管用就行。这六百万,就是当年让苏砚父亲的公司从‘资不抵债’变成‘彻底破产’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官收了钱,管理人造了假账,竞争对手吃了现成的。三方配合,天衣无缝。”
陆时衍放下银行流水,拿起那几页手写的备忘录。纸张已经严重泛黄,边缘卷曲发脆,上面的字迹潦草而用力,像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匆匆写就的。他认出了这个笔迹——是他导师的。十年前的字迹比现在更锋利一些,但那种独特的运笔习惯没变,尤其是末笔上挑的撇和捺,像是每一句话都在宣示某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备忘录的内容是一系列简短的指令:联系鼎新事务所、确认资产评估报告可以“调整”、安排和三家出资方的对接时间、保证苏某人翻不了案。最后一条只有四个字——“不留痕迹”。
“苏某人”就是苏砚的父亲。
陆时衍把备忘录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会议室里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细微的风声,和远处走廊里偶尔响起的电话铃声。
他认识这份备忘录。不是因为见过,而是因为在过去三年里,他一直怀疑有这样一份东西存在。导师当年处理苏家破产案的卷宗他翻过不下二十遍,每一页都烂熟于心,但每次翻到最后几页,他总觉得缺了什么。不是证据链条的断裂,而是逻辑链条的断裂。案子做得太干净了,干净到了不正常的程度——一个拥有多项核心专利、市场占有率超过三成的科技公司,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估值十亿变成资不抵债?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无懈可击,但无懈可击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
现在他知道了。那份无懈可击的法律文件,是在六百万的基础上搭起来的。
“导师知道你有这份东西吗?”陆时衍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个调。
“他当然不知道。”薛紫英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姿态端庄得像个来开家长会的优等生家长,“但他迟早会发现东西不见了。我在他书房里放了两年才等到一个机会,那个老狐狸把东西藏得太深了,深到我一度以为它根本不存在。但老狐狸也有打盹的时候,上周他出差三天,我花了两夜找到了书房的暗格。他大概从来没想过,当年那个被他捏着把柄、只能乖乖听话的小姑娘,有一天会回来翻他的墙。”
陆时衍的目光从备忘录上移开,落在薛紫英的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轻描淡写的轻松,但她的手指出卖了她——左手食指正在无意识地抠着右手拇指的指甲边缘,那是她极度紧张时的习惯动作,三年前就是这样,三年后也没变。
“他当年捏着你什么把柄?”
薛紫英的手指动作停了。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轻轻笑了一下,笑容里没有半分开心的成分。
“你记不记得我们解除婚约之前,我在你办公室放了一份解约协议?那天你问过我一个问题。你问我,是不是有人逼我。”
陆时衍记得。他怎么可能不记得。那天是周三,下午三点,他的办公室朝南,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薛紫英的脸上切出一道一道的明暗条纹。她把解约协议放在他面前,表情平静得像在递交一份普通的委托合同。他当时没有看协议内容,只是看着她,问她是不是有人逼她。她说了什么来着?她说——“没有。我只是想清楚了,我们不合适。”
“你在撒谎。”陆时衍说。
“对,我在撒谎。”薛紫英点了点头,毫不躲闪地迎上他的目光,“导师当时手里有一份证据,能证明我在实习期间违规接触过对方当事人的财务资料,违反了律师执业规范。事情本身不大,但时机很要命——我刚拿到执业证不到半年,如果这件事被捅出去,我这辈子都别想再进任何一家正经律所。他用这个威胁我,让我跟你解除婚约,然后去深圳的律所待三年,帮他盯着那边的几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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