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4章 旧账 薛紫英推开会议室门动作很轻 (第2/2页)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陈述一个和自己无关的别人的故事。但陆时衍看到她抠指甲的动作越来越用力，拇指的指甲边缘已经被抠出了一小片红肿。
“他为什么要拆散我们？”
“因为你太聪明了。”薛紫英抬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说不上是羡慕还是怜悯的复杂神色，“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也是他最提防的学生。你的逻辑能力和调查能力都太强了，如果你结了婚，有了一个在你身边朝夕相处的人，他怕你迟早会把当年的旧账翻出来。而我的存在——一个同样学法律、同样会观察会分析的枕边人——会把这个风险放大十倍。所以他在你还没开始怀疑之前，就把我抽走了。”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的手按在那几页泛黄的备忘录上，指腹感受着纸张脆弱的质感，像是在触摸一块随时会碎裂的薄冰。
他想起了很多细节。导师在他面前提起薛紫英时的语气——那种刻意放轻的、带着遗憾的叹息，说“年轻人的感情总是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他在深圳出差时偶遇薛紫英，她眼神里一闪而过的慌乱和躲闪，以及那句欲言又止的“时衍，有些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他把这些都归结为分手后的尴尬，现在想来，每一个细节都是被精心布置过的棋局。
他的导师不仅在十年前操纵了一场让一个家庭支离破碎的阴谋，还在三年拆散了他的婚姻可能，让他身边最亲近的人变成了千里之外的一个模糊的影子。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导师怕他太聪明。
“你恨他吗？”薛紫英突然问。
陆时衍抬起头。这个问题他在心里问过自己很多次，但从来没有给出过确定的答案。恨是一个很重的字，重到需要足够明确的证据和足够充分的时间来支撑。现在证据有了，时间也够了，但他发现自己的情绪远比他预想的要复杂。
“比起恨他，”陆时衍慢慢地说，“我更想知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哪怕一秒钟觉得自己是错的。”
薛紫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的笑容比刚才真实了几分，甚至带着一点揶揄的意味。
“陆时衍，你知道你最让人受不了的地方是什么吗？就是你在面对一个把你坑惨了的仇人的时候，居然还在试图理解他的动机。你是律师，不是心理咨询师。有些人不配被理解，他们只配被起诉。”
“我是律师，”陆时衍说，“所以我知道，理解对方的动机是打赢官司的第一步。”
他重新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了一个加密文件夹，开始分门别类地整理薛紫英带来的材料。银行流水扫描件、备忘录照片、信封上的邮戳日期对比、导师与资本方通话记录的时间线对照表。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流畅，像是在法庭上做结案陈词。
薛紫英坐在对面，安静地看着他工作。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进来，在他的侧脸上镀了一层薄薄的金边，让她想起三年前他通宵准备庭审材料时的样子。同样的专注，同样的冷静，同样的让人移不开眼。区别只是那时候她会端一杯咖啡放在他手边，而现在她只能坐在三米外的椅子上，做一个旁观者。
“后面有什么打算？”薛紫英问。
“整理证据链，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呈交法庭。”陆时衍头也不抬，“这六百万的流水加上导师手写的备忘录，再加上你提供的录音，足够构成一条完整的腐败链条。虽然十年前的案子已经过了刑事追诉时效，但律师执业违规和挪用律所资金的部分还在时效范围内。导师的职业生涯到这一步，基本已经结束了。”
“我说的不是案子。”薛紫英顿了顿，“我说的是你和那个苏总。苏砚。”
陆时衍的手指停了一瞬。只是一瞬，但薛紫英捕捉到了。她的笑容里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你不用回答。你刚才那一瞬间的停顿已经回答了一切。”她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动作和来时一样轻，“苏砚是个很厉害的人，我看过她的庭审录像，在你面前寸步不让还能让你露出欣赏表情的人，全上海找不出第二个。她比我强。”
陆时衍终于合上电脑，站起来走到会议室的窗边。窗外是陆家嘴的天际线，玻璃幕墙反射着下午的阳光，像一片凝固的金色海浪。他把手插在西装裤的口袋里，背对着薛紫英，语气平静得让人听不出任何情绪。
“薛紫英，你不需要跟她比。三年前的事情，错不在你。被威胁、被逼迫、被当成棋子摆布——你是受害者，不是加害人。你没有欠任何人一个道歉，更不需要用牺牲自己来赎罪。”
薛紫英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盒薄荷糖，塑料盒子被她攥得发出了轻微的咔咔声。
良久，她对着陆时衍的背影轻轻说了一句：“可是三年里，我每一天都觉得自己欠你一句对不起。”
陆时衍转过身来。他看着薛紫英的眼睛，那双眼睛里不再是三年前说“我们不合适”时的平静和决绝，而是一种被时间打磨过的、带着伤痕的坦诚。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耿耿于怀的不是分手这件事本身，而是分手时她给的那个理由太过敷衍。那种敷衍让他觉得自己三年的感情被一笔勾销得毫无价值。现在他知道了真相，那个敷衍的理由本身也是假的，真正的理由她替他背了整整三年。
“你的道歉我收到了。”陆时衍说，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几乎可以称之为笑的表情，“现在你可以放下了。做回你自己，不要再活在任何人的阴影里——不管是导师的，还是我的。”
薛紫英推开会议室的门走了出去。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渐渐远去，节奏比来时轻快了不少。
陆时衍回到桌前，重新打开那个加密文件夹。他的目光落在备忘录的最后一行上，那四个字像四根钉子，深深地扎进了泛黄的纸张里——“不留痕迹”。
他拿起手机，拨通了苏砚的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苏砚的声音透过听筒传过来，带着一点微微的沙哑，听起来像是在连续开会之后刚喝了一口水：“陆律师，这个点找我，是有什么新发现？”
“苏总，我问你一个问题。”陆时衍把备忘录拿在手里，纸张在他指尖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压抑了太久、终于找到出口的愤怒正在缓慢地释放，“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和你父亲的仇人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陆时衍以为信号断了，苏砚的声音才重新响起来。她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了，低到像是从胸腔深处直接挤出来的。
“我会问他——我爸破产那天的晚饭，他吃了吗？”
陆时衍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会是这个问题。
“我爸破产那天晚上，”苏砚的声音继续从听筒里传来，平稳得让人心疼，“我妈把家里最后一点钱拿出来，做了一桌子菜。我爸一口都没吃，坐在餐桌前面一直看着我，反复说一句话——‘砚砚，爸爸对不起你。’那年我十岁。我不懂什么叫破产，只知道从那天起，我爸再也没有笑过。”
陆时衍握紧了手机。他的目光再次落在“不留痕迹”那四个字上，笔画的末端带着他导师特有的锋利上挑，像一把刀。
“苏总，”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在法庭上也从未有过的郑重，“我这边有一些东西，需要你亲自看一眼。不是关于专利案的。是关于十年前，你父亲的事。”
电话那头，苏砚的呼吸声停了一拍。
然后她只说了一个字。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