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国内的“许成军”现象（求不动了，爱给不给吧~） (第1/2页)
就在许成军于日本掀起波澜的同时，他的名字在国内已然是声震寰宇，势若奔雷。
十二月底发表于《收获》的《希望的信匣子》，以其前所未有的“时空对话体”和精准捕捉时代脉搏的敏锐，早已不是简单的文学现象，而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风暴。
街头巷尾，工厂车间，校园内外，人们争相传阅、激烈讨论着那些来自“未来”的信件与当下的回响。
杂志加印了三次，依旧一册难求，黑市上的价格翻了几番。
而一月五日，恰在许成军飞赴日本那天发表于《沪上文学》的《八音盒》，则如同一枚精心调制的艺术炸弹，再次引爆了文坛。
这部作品延续了他精湛的叙事技巧，却在题材上转向了对记忆、时间与个人命运精微而深沉的探索，其独特的艺术气质和情感浓度，让无数读者为之倾倒。
这两部风格迥异却都极具许成军个人特色的作品，如同双星并耀，照亮了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
而当《红绸》日文版由岩波书店出版、许成军随团访日并与日本文坛巨擘交锋的消息通过电波和报纸传回国内时，这股“许成军热”更是达到了沸点。
一个本土的天才作家，不仅在国内引发轰动，其作品更是走出了国门，得到了文化强国日本的认可与推崇，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无疑极大地激发了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
有青年评论家按捺不住激赏，在《文艺报》上赋诗赞曰：
《咏军》
京华文骨自嶙峋，赤县风雷笔下驯。
已破重关传域外，更开生面启时人。
匣中光怪昭前路，弦上精微溯旧尘。
莫道书生空议论，扶摇东渡正拿云！
此诗一出，迅速在文艺青年中传抄，更添了许成军的传奇色彩。
《希望》暂且不提，早已卖到脱销。
《沪上文学》编辑部更是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砸晕了头。
李子运拿着一摞刚到的加印申请单和雪片般的读者来信，冲进主编办公室，也顾不得什么仪态，激动地直拍桌子：
“我擦！这成军同志！他……他这是要上天啊！《八音盒》这才几天？首印十万册，三天！就三天！没了！各地书店催货的电话都快把总机打爆了！印刷厂的机器都快冒烟了！老周，咱们这工作量，可是打着滚地往上翻啊！”
周杰人推了推厚厚的眼镜，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兴奋与感慨，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新到的杂志，仿佛那是什么易碎的珍宝：
“了不得，真是了不得！子云，你先别急着喊累。你看看这叙事，这结构，这语言……《八音盒》看似写的是个人记忆的幽微之处，实则钩沉的是整个时代变迁中个体心灵的震颤与坚守。成军同志这是在用他那一支笔，为我们这个时代‘招魂’啊！其意义，绝不仅仅是销量能衡量的！不过……”
他苦笑了一下，“这读者来信和约稿函，确实多得有点吓人了。”
茹智鹃，听着他俩的对话，脸上露出了如同自家弟弟出息了一般欣慰又带着些许调侃的笑容：
“瞧瞧你们俩，一个喊累，一个掉书袋。要我说啊，成军这小子，就是个‘闯祸精’！走到哪儿，就把动静搞到哪儿！在国内把文坛搅得天翻地覆不算，这刚出去几天，又听说在日本跟人家大学者打擂台，还上了人家的电视，把那边的姑娘们也迷得五迷三道的。”
她顿了顿，语气转为由衷的骄傲：“不过，这‘祸’闯得好！闯出了咱们中国作家的志气和才气！销量暴涨是好事，说明人民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工作量大了，那也是甜蜜的负担嘛！等这小子回来，非得让他好好请客，犒劳犒劳我们这些被他‘折腾’够呛的老家伙不可！”
三人的对话，有惊叹，有分析，有调侃，却无不洋溢着对许成军才华的激赏与取得巨大成功的喜悦。
而更让许成军这个名号在国内沸腾的是，李晓琳以许成军编辑的身份发表在文艺报的一篇文章。
掘光者——我眼中的许成军！（本文发表于《文艺报》1980年1月刊“新人新作”专栏）
——
许成军这个人，本身就带着无与伦比的魅力。
这种魅力，并非张扬外露，而是一种沉静而坚定的光芒，从他深邃的眼眸中流露，从他从容的谈吐间散发，更从他那一系列令人惊叹的作品中磅礴而出。
从《谷仓》里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回望，到《试衣镜》中对个体心灵的大胆窥探；从《红绸》那沉郁顿挫的历史叙事，到《希望的信匣子》那充满奇诡想象的未来畅想；即便是早期如《向光而行》的质朴探索，或是信手拈来的《狗尾巴草》那般的灵动诗情……他的创作轨迹，宛若一条奔涌的河流，时而深沉，时而激越，却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光明。我能从他的文字中感到，从他的思想中感到，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光”的追寻与掘取。
一个从东丰县这样一个皖北小地方走出的青年，却诞生了如此天灵地秀般的人物，我时常在想，这究竟是时代偶然的馈赠，还是这片古老土地在历经沧桑后，必然要催生出的精神赤子？
记得初次见面，他递给我那首《山坡上的狗尾巴草》。彼时，他还是一个带着些许知青风霜的年轻人，安静地坐在《收获》编辑部的角落里。诗稿上的字迹清晰有力，诗句却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风经过时，它们就低下脑袋/不是屈服，是把阳光/别进毛茸茸的口袋……”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黄昏的山坡，看到了那个在农活结束后，拖着疲惫身躯爬上草坡，在狗尾巴草的摇曳中寻找独处空间与创作灵感的青年。他将汗水、血珠、思乡之情，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渴望，都编织进了那些“毛茸茸的句号”里。那不是颓唐，而是在最朴素的劳作与最艰苦的环境中，依然顽强地“把根须扎进沉默的大地”，从生活的缝隙里掘取光亮的坚韧。
后来，我们讨论《试衣镜》。他那番关于“镜子里的她才是真的，现实里的反倒是装的”的见解，让我惊异于他观察的敏锐与表达的精准。他谈马尔克斯，论博尔赫斯，甚至引用了当时在国内尚属前沿的福柯理论，思路之开阔，知识之广博，完全不像一个刚从田埂上走出来的知青。当他说出“想让读者看见被压着的部分”，“为了撕开时代捆住人的东西”时，我明白了，他笔下的“魔幻”或“超现实”，其核心依然是炽热的现实关怀。他掘取的，是那些被时代尘埃掩盖的个体生命的微光，是沉默大多数内心深处不敢言说的渴望。
再后来，《红绸》以其磅礴的史诗气质震撼文坛，《希望的信匣子》又以惊人的想象力开启新的叙事可能。他的视野从个人命运扩展到家国历史，再投向未知的未来。他身上那种“看到光的魅力”，也随之愈发宏大和深邃。他不仅能从狗尾巴草上看到阳光，能从一面裂了缝的试衣镜中照见被压抑的灵魂，更能从历史的烽烟里打捞人性的光辉，从时代的脉搏中感知未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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