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不算光明的未来（1.2w字，继续求票） (第1/2页)

第191章不算光明的未来（1.2w字，继续求票）
　　
　　这位历史巨匠对许成军的态度，注定是复杂且带有审视的。
　　
　　司马辽太郎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对日本民族性的深刻剖析著称，他的政治倾向带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
　　
　　他深刻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和明治以来的官僚体制，但其思想的根基，依然在于探寻和确立“何谓日本”、“日本的道路”。
　　
　　他对于中国，感情是复杂的，既有对中华古典文明的敬意，也有对近代以来动荡的审视，更隐含着一丝作为东亚文化圈内、曾以中国为师的邻邦，在近代命运分岔后难以言说的微妙心结。
　　
　　他被岩波书店请来，确实是带着“任务”的。
　　
　　原本岩波书店最理想的人选是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身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井上靖，但井上靖此刻正陪同巴金一行活动，分身乏术。于是，这位以其宏阔东亚视野和冷静史观著称的司马辽太郎，便成了首选。
　　
　　岩波希望他能以相对客观、又不失深度的方式，与这位中国新锐作家进行对话。
　　
　　司马辽太郎微微颔首，算是回应了许成军的问候。
　　
　　他的目光在许成军身上停留，没有寒暄，而是直接切入主题，声音低沉：
　　
　　“许桑……《红绸》……我看了。”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写战争，却不执着于战场上的呐喊与胜负，而去倾听战场背后的呜咽、记忆的回响，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年轻人，你这个角度，选得有点意思。”
　　
　　这话听起来是认可，但那锐利的眼神却仿佛在说：让我看看，你这“有意思”的背后，究竟是真知灼见，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感伤主义。
　　
　　就在这时，休息室的门被轻轻敲响，随即推开。
　　
　　黑柳彻子带着她那标志性的、温暖如春风的笑容走了进来。
　　
　　“大江先生，司马先生，还有许成军先生，三位好！我是主持人黑柳彻子，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能来到我们的小屋。”她分别向三人微微鞠躬问候，姿态谦和而真诚。
　　
　　大江健三郎笑着回应：“彻子小姐，好久不见，又要来打扰你了。”
　　
　　司马辽太郎也礼节性地欠身：“黑柳女士，有劳了。”
　　
　　许成军先用中文回复，又用刚学的、还不太标准的日语又回应一遍：“您好，黑柳女士，我是许成军，请多关照。”（こんにちは、黒柳さん、许成军です。よろしくお愿いします。）
　　
　　简单的寒暄后，黑柳彻子说道：“那么，请三位稍作准备，我们很快开始录制，我先去演播室等候诸位。”
　　
　　她再次微笑致意，然后先行离开了休息室。
　　
　　很快，在现场导演（フロアディレクター）的引导下，三人依次走入《彻子的小屋》演播室。
　　
　　演播室内的环境一如节目的传统：温暖、静谧，仿佛与世隔绝。
　　
　　主体背景被布置成一个温馨的西洋风“小木屋”客厅，有砖砌的壁炉（通常是道具）、书架、舒适的沙发和暖色调的灯光。整体氛围如同一个可以安心倾诉的秘密基地，与外面东京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
　　
　　座位安排遵循惯例并稍作调整以适应多人访谈。
　　
　　黑柳彻子坐在她永恒的右侧单人沙发。
　　
　　许成军作为主嘉宾，被安排在她左侧的单人沙发。而大江健三郎和司马辽太郎则并排坐在稍远一些的、更宽大的双人沙发上，如同两位观察者与评论者。
　　
　　灯光调试完毕，现场安静下来。
　　
　　黑柳彻子面对镜头，露出了她那无人能模仿的、混合着天真与亲切的笑容，用她那独特的、略带沙哑却又无比清晰的嗓音，说出了那句全日本耳熟能详的开场白：
　　
　　“さあ、今日も、楽しいお话を伺っていきましょう！”
　　
　　（那么，今天也让我们来聆听一些有趣的故事吧！）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录制正式开始。
　　
　　黑柳将目光首先投向许成军，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纯粹的好奇，仿佛一个准备听故事的孩子。
　　
　　“许成军先生，首先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日本，来到我们的小屋。”黑柳彻子的声音温和，带着鼓励，“对于日本的很多观众来说，可能还是第一次通过电视见到您。在开始聊您那本备受瞩目的《红绸》之前，可以请您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吗？比如，您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在那里度过的童年，有什么特别的、让您至今记忆犹新的趣事吗？我们都知道，一个作家最初的灵感，往往就藏在他成长的土地和童年的记忆里呢。”
　　
　　这个问题充满了黑柳彻子式的风格。
　　
　　温和、贴近生活、从“人”本身出发。
　　
　　它绕开了所有宏大的、可能敏感的议题，直接回归到个体最本真的成长经历，如同一次朋友间的闲话家常。
　　
　　许成军微微一怔。
　　
　　这问题……怎么说呢？
　　
　　和他预想的完全不同。
　　
　　他习惯了来日本后或明或暗的审视、学术性的探讨，甚至是潜在的意识形态交锋，他准备好了用理性、用逻辑、用文本分析去应对。
　　
　　他前世或许听同事提过这个长寿节目，但真的不了解具体的流程和风格。
　　
　　此刻，黑柳彻子这完全出乎意料的、带着温度与“童真”的提问，像一股暖流，猝不及防地绕过了他所有预设的防御工事，直接指向了他创作时最原初、也最柔软的情感内核。
　　
　　习惯了夹枪带棒，冷不丁搞温情，他还有点不习惯。
　　
　　这让他蓄势待发的锐利，一时间竟有些无处着力，只能顺着这温和的力道，潜入自己记忆的深处。
　　
　　这控场能力确实很强。
　　
　　他脸上的线条柔和了下来，那是一种被触及真心时的自然反应。
　　
　　他微微侧头，仿佛在凝视着空气中某个遥远的点，目光变得悠远。
　　
　　“黑柳女士，”
　　
　　他开口，声音比刚才多了几分真实的温度，中文经由翻译，但那份情感已然传递，“谢谢您的提问。这让我……想起了一些很久没刻意去想，却又从未真正忘记的画面。”
　　
　　他顿了顿，组织着语言，不是在进行学术陈述，而是在打捞记忆的碎片。
　　
　　“我出生在中国东部，一个叫‘东风县’的小地方。那里没有东京这样的摩天大楼，也没有便利的电器。我的童年，是和泥土、庄稼、还有村子里袅袅的炊烟联系在一起的。”
　　
　　他的描述开始变得具体而生动，带着画面感：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夏天傍晚的‘晒谷场’。生产队收了稻谷，铺在巨大的场地上晾晒，金灿灿的一片，像在地上铺满了夕阳的碎片。我们这些孩子，就光着脚在上面跑，脚底板被稻谷硌得痒痒的，空气里全是阳光和稻谷混合的、暖烘烘的香气。”
　　
　　“那时候，最大的娱乐，就是公社放映队来放露天电影。一块白色的幕布挂在两棵树之间，发电机‘突突’地响，全村人，老的少的，都搬着板凳早早来占位置。电影放的是什么，有时候反而记不清了，但那种等待的兴奋，黑暗中大家共同发出的笑声或叹息，还有散场后，孩子们学着电影里的人物在月光下追逐打闹的场景……那种集体的、质朴的快乐，像刻在了骨子里。”
　　
　　他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回避时代的印记，只是平静地叙述：
　　
　　“当然，也有不那么‘有趣’的记忆。比如，看着父母为生活精打细算，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花；比如，看到邻居家的哥哥去参军，家人那种混合着骄傲与担忧的眼神……那些瞬间，会让你很早就在懵懂中，感受到生活的重量，和时代在普通人身上投下的影子。”
　　
　　然后，他将这些记忆与他的创作连接起来，语气自然而深刻：
　　
　　“黑柳女士，您说一个作家的灵感藏在成长的土地和童年的记忆里，我想是的。后来我写《红绸》，写战争，写变革，写那些被大时代裹挟的普通人……我笔下的人物，他们的坚韧，他们的沉默的爱，他们面对巨大不确定性时，依然努力守护的那一点点‘幸福’——比如一块上海奶糖，一句遥远的承诺——这些情感的底色，或许就来自于我童年记忆里，晒谷场上的那份温暖，以及那些在并不富裕的日子里，依然顽强闪烁的人性微光。”
　　
　　他总结道，用了一个既形象又富有哲理的说法：
　　
　　“要我说，故乡是作家的‘精神子宫’。对我而言，东风县那片土地，它教会我的不是宏大的道理，而是最朴素的生命直觉：去感受阳光的温度，去珍惜粮食的滋味，去理解沉默背后的深情，去相信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常里，也蕴含着足以撼动人心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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