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6章 兵发朝鲜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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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檄文昭告天下时，五军都督府也很快定下了出兵方略。
　　
　　以朝鲜平壤为目标，兵分三路并进，水陆协同，务求将鞑子残部围歼於朝鲜半岛之内。
　　
　　其中北路军将由定国公李靖远率领，自抚顺出发，向东穿越苏子河谷，经赫图阿拉、鸦鹘关、凤凰城一线，进入朝鲜北部的平安道。
　　
　　这条路线正是当初清廷南逃时走过的道路，北路军将沿着这条路线，逐段逐段肃清沿途的满人村镇和关隘，将散落在辽东的鞑子余部尽数驱赶到朝鲜境内，避免出现漏网之鱼。
　　
　　南路军便由顺国公李自成领兵，从复州出发，沿海岸向东推进，直抵鸭绿江畔。
　　
　　第三路水师则由靖海侯郑成功、平虏侯郑芝凤率领，自登州起航，横渡渤海，前往鸭绿入海口与顺国公汇合，随後再乘海船前往朝鲜南部登陆，以防虏寇远遁海外。
　　
　　值一题的是，这套三路协同、水陆并进的方案，其实是参考了前明时辽东经略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战略而制定的，甚至其中不少部署都与当年如出一辙。
　　
　　熊廷弼是明末最杰出的辽东经略之一，但他的一生却极为坎坷，下场也令人唏嘘。
　　
　　天启元年时，渖阳、辽阳相继失守，明军兵败如山倒，朝廷紧急启用了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赶赴山海关督师。
　　
　　面对後金咄咄逼人的攻势，熊廷弼提出的应对之策，便是在广宁集结重兵，以陆路正面牵制後金主力；
　　
　　同时在天津、登州、莱州部署水师，从海上威胁後金腹地，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这套以守为主、伺机反攻的稳健战略，本可扭转辽东危局，但却遭到了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坚决反对。
　　
　　为了夺权，王化贞甚至还联合了朝中权臣想要将熊廷弼彻底架空。
　　
　　而熊廷弼虽然官居经略之位，但却因其性格刚烈、不善逢迎，罪了不少同僚下属，中枢也鲜有大臣支持他的主张。
　　
　　後来王化贞轻敌冒进，导致了广宁大败，而熊廷弼虽并非直接责任人，但却仍被问罪下狱；
　　
　　最终被阉党以「丢失广宁」和「贿赂东林」的罪名谋害，并传首九边示众。
　　
　　作为明末最杰出的九边将帅之一，并非死於敌手，而是死在党争内斗，熊廷弼的悲剧实在令人扼腕；
　　
　　在他死後，其针对辽事所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构想，也被封存在兵部的旧档中。
　　
　　直到大汉建立，这批档案才从故纸堆里被重新翻出来，成为了五军都督府经略辽东的参考蓝本。
　　
　　如今的五军都督府，比起明末时那个被兵部架空，名存实亡的空壳衙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在大明开国时，太祖朱元璋最初设立的军制，并非由兵部一家独大，而是由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两个互不统属的衙门共同负责。
　　
　　五军都督府拥有统兵权，负责军队管理训练，但不掌调兵权；兵部拥有调兵权，负责徵调武将，但不掌统兵权。
　　
　　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随行的大批五军都督府都督在战场阵亡，武将勋贵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一平衡才被打破。
　　
　　为应对危局，时任兵部尚书于谦北京保卫战中，还将五军都督府的管理权和指挥权都收归到了兵部手中；
　　
　　这一紧急措施在战後成为了常态，致使原本将星云集、举足轻重的五军都督府从此一蹶不振，彻底沦为了有名无实的闲散衙门。
　　
　　直到大汉开国後，这一制度才重新被恢复。
　　
　　如今的五军都督府除了拥有统兵权、负责各方军队的管理和训练外，江瀚又特意为其添设了一个名为「行营」的临时性最高指挥机构。
　　
　　这一机构的设立，主要还是吸取了明末文官越权指挥军队、宦官监军掣肘将帅的惨痛教训。
　　
　　行营的最高指挥称为总制，品级为正二品，与六部尚书等同，另授尚方宝剑，以保证前线军队的相对独立。
　　
　　日後汉军出征，统兵大将即为总制，全权统辖本次出征的所有军队，有权临机处置战场突发状况，独立制定作战计划。
　　
　　而总制帐下又设有一套由军官组成的参谋班子，称为参议，负责整理各方情报、起草作战方案、制定粮草辎重的调度规划，并最终交由总制拍板定夺。
　　
　　与此同时，宦官监军则被明令禁止，彻底废除；军中的军纪监督、战功记录、战後失等则将由掌令如实记录，并密报於天子御前，以实现中枢对前线军队的掌控。
　　
　　改制之後，大汉朝便形成了一套章法严明、权责清晰的出征流程；
　　
　　由皇帝与中枢定下战略大方向，
　　
　　天子与中枢内阁商议，定下征伐大计、选定出征将帅；兵部居中调度，负责兵员抽调、粮草供给、军械配发等；
　　
　　出征行营将根据前线情况，制定具体作战方案，经都督府与天子核准後，才可誓师出征、开赴前线。
　　
　　此番入朝作战，便是由在大汉朝北方边境的两个行营负责；一个是国公李自成统领的征东行营；而另一个则是定国公李靖远率领的平北行营。
　　
　　二者相互独立、同时又遥相呼应。
　　
　　征东行营将从朝鲜南部登陆，而平北行营则会从北部边境推进，一南一北，以此形成对朝鲜境内清军的合围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