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2章 陛下，还真舍得啊？ (第1/2页)

“拟诏。”
　　
　　片刻之后。
　　
　　刘荣已经回到上首御榻，正襟危坐。
　　
　　刘舍也已经跪地负手，恭闻圣训。
　　
　　殿内，百官公卿、功侯贵戚，都或真或假的挤出两滴眼泪，以表达对刘舍这位即将告老退休的老丞相的不舍。
　　
　　——都到了这时候，就别提什么成不成分、奸不奸佞的了。
　　
　　就算不给刘舍、不给丞相面子，也总得给刘荣一点面子。
　　
　　毕竟刘荣搞出这么大阵仗，主要的受众——或者说是关中，就是此刻云集于宣室的朝中百官公卿。
　　
　　而在刘荣一声低沉的‘拟诏’喊出后，那道令所有人关注的老迈身影，再次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当中。
　　
　　此刻，公孙弘身上，只穿着一件米白色御史袍，头上也只一顶象征御史的法冠。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公孙弘被任命为御史了；
　　
　　而是当今刘荣口谕：凡通过三轮科举，确定能被任命为四百石，却还暂时没有被正式任命的考生、准官员，皆暂且视为‘采风御史’。
　　
　　这也说得过去。
　　
　　毕竟采风御史的工作，就是一年到头公费旅游，以‘采风’之名游山玩水，然后将自己从天下各地采集到的‘民风民俗’带回长安作报告。
　　
　　而参加科举的考生，几乎有九成九都来自于长安方圆百里之外，有大半来自于关东地方郡国；
　　
　　让这些考生在通过三轮科举之后，拿出一份家乡的采风报告，也完全是题中应有之理。
　　
　　能拿得出采风报告，自然就可以被称作采风御史了。
　　
　　真要说起来，反倒是长安朝堂，欠这些‘采风御史’们一笔采风盘缠，以及采风期间的俸禄……
　　
　　此时的公孙弘身御史官袍、戴御史法冠，腰间铜印以黄色绶带挂在腰带上，就是一副‘二百石及以上，六百石以下级别文官’的打扮。
　　
　　但公孙弘理论上的官方身份，其实已经是尚书令了。
　　
　　而且还是被刘荣提格之后，达到比二千石级别的尚书令。
　　
　　正式得到任命后，公孙弘会穿深红色官袍，头戴中高级文官专属的二梁进贤冠；
　　
　　腰间印、绶，也将换成象征比二千石及以上级别的银印、青绶。
　　
　　银印青绶，大概是个什么级别？
　　
　　——秦汉印、绶制度规定：诸侯王金玺綟绶；
　　
　　也就是金制玺，以苍绿色绶带系于腰间。
　　
　　——丞相、太尉，又皇帝太傅、太保、太师等‘秩万石’级别，金印紫绶。
　　
　　另外在战时，前、后、左、右、上、车骑、大将军等，皆金印紫绶（临时性）。
　　
　　需得注意的是：诸侯王的‘金玺’，和丞相、太尉及古三公的‘金印’，并不是一回事。
　　
　　准确的说，是玺、印、章三者之间，有着极为明确的划分。
　　
　　玺，对于绝大多数后世人而言，都并不陌生。
　　
　　——始皇嬴政以和氏璧为料，使匠凿制传国玉玺，纂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这，便是象征至高皇权的玉玺。
　　
　　玉玺的应用场景，主要为正式政令、法令颁布时，为新政策、新法令赋予合法性。
　　
　　好比某个新政策的推行政令上，盖上那名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的传国玉玺，就等于告诉天下人：这事儿，是朕要做的。
　　
　　玉玺为证。
　　
　　往下，自便是诸侯王专属的金玺。
　　
　　相较于天子玉玺——尤其是极具神话色彩的传国玉玺，诸侯金玺，自然就要低一个档次。
　　
　　用料肯定没的说——金没玉珍贵；
　　
　　大小方面，诸侯金玺也要比天子玉玺小一圈，以明确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
　　
　　再有，便是纂字。
　　
　　不同于传国玉玺上，那直击华夏男性灵魂潮点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诸侯金玺，大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大汉某王。
　　
　　其应用场景，和玉玺有些类似，都是在信件、公文上留下印记，以宣示‘这事儿是寡人做的’。
　　
　　当然，天子有资格制定法令、革新制度，诸侯却并没有。
　　
　　所以，诸侯金玺的应用场景，往往是在私人往来的信件，以及局限性极大的寥寥几种政令发布时。
　　
　　其中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诸侯王要享受自己的法定权利，征劳于民，让老百姓帮自己白干苦力时，在政令上盖下的诸侯金玺。
　　
　　但这，并非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是谁征召自己做苦力；
　　
　　而是留痕。
　　
　　——汉室诸侯征劳于民，是有人数额度、时间限度的。
　　
　　比如梁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三万，劳作四十五日；
　　
　　如齐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二万，劳作三十日；
　　
　　再如江都王，每年可征召民夫一万五千，劳作二十日等等——都是根据诸侯国的人口、土地以及富裕程度，来划出的红线。
　　
　　一旦触及这个红线，无论是多征召了一人，还是多征劳了一日，都会触犯一条对宗亲诸侯而言，比谋反都还要严重的大罪。
　　
　　——役使国人过律。
　　
　　这一条，和乱lun、毁祖庙，并称为汉室宗藩三大红线。
　　
　　而且是高压线，谁碰谁死，神仙都救不回！
　　
　　与这三条高压线相比，什么谋反、自立乃至刺王杀驾，反倒是诸侯藩王次一级的重罪——顶多就是个死；
　　
　　而且大概率是病死、溺亡，而非明正典刑。
　　
　　所以，汉室宗法——或者说是老刘家的‘家法’规定：宗亲诸侯征劳于民，必须发布正式的露布政令，并盖上诸侯王金玺为证。
　　
　　至于这么做有什么用，这就不得不说汉室诸侯征劳于民，真正有趣的地方了。
　　
　　按照惯性思维，诸侯王一口气征召几万人，劳作数十日；
　　
　　就算多征点、多劳作几日——至少人数方面动点手脚，应该是没那么容易被查到的吧？
　　
　　事实上，很好查。
　　
　　因为诸侯征劳于民，并不是只发一张‘征劳多少万，劳作多少日’的王令，然后原封不动得抄录数百份，并分发全国上下。
　　
　　而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发去一张针对性的王令，类似于：这个县三百，那个县五百，这个乡八十，那个亭二十……
　　
　　就这么一封一封王诏发下去，底层民众再笨、再蠢，也总数得清自己村出来应劳的，是不是王令上写的二十或三十人；
　　
　　至于这些零零散散的王诏加在一起，总数有没有超过人数限额，那就是朝堂御史要干的事儿了。
　　
　　一旦出现人数过限，或劳作时常超过限度，那直接就是一个役使国人过律的帽子扣下来，纵是尊贵如宗亲诸侯，也不过锒铛下狱的下场。
　　
　　而证据，就是那一张张印有‘大汉某王’金玺的征劳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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