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那双手 (第1/2页)

正月里，陶爱民在家待了十来天。二十七万送出去那夜，他睡得比年前踏实些。
　　
　　父亲还是话少。初十往后，厂里零星的活不多，他每日清早去车间转一圈，回来把那双劳保皮鞋擦了，坐在门槛上晒太阳。陶爱民帮他劈柴、挑水，爷俩不怎么说话，可空气里不冷了——年前那种“章能顶馍馍吃“的硬，软下来些。
　　
　　有天傍晚，父亲把那只铝饭盒搁在桌上，忽然问：“你往后咋办，想好了没？“
　　
　　陶爱民知道他问的是毕业。他嗯了一声：“想好了。进体制内干。“
　　
　　父亲没抬头，手里的鞋刷停了：“公家人？“
　　
　　“算是。“
　　
　　父亲把鞋放下，端起缸子抿了口：“你爷那辈，盼着后代跳出农门。我这辈，也这么盼。你考上东大那年，我喝多了，你记得不？“
　　
　　“记得。三桌酒。“
　　
　　“现在看，你比我想的走得远。“父亲顿了顿，“可公家人不好当。厂里头那些坐办公室的，我见得多了，有的真替工人说话，有的——“
　　
　　他没往下说，摆了摆手。
　　
　　陶爱民在他对面蹲下，看着那双劳保皮鞋。鞋底纳得密，鞋帮洗得发白，是母亲早年做的。他忽然想起，这双鞋是他考上东大那年，母亲连着三晚就着煤油灯纳的，鞋底针脚比厂里的图纸还齐。父亲穿了四年，底没开胶，帮没破，只是白得更透了。
　　
　　“爸，我进体制，不全是为了跳出农门。“
　　
　　“那为了啥？“
　　
　　陶爱民想了想，没说那七页纸，也没说撕了的账本，更没提二十七万。他说的是另一句，平平的：“我算过一笔账。像您这样的厂，全国多的是。光靠一个人掏钱，救不回来。得有一套让厂自己能转起来的法子，早几年立起来。“
　　
　　父亲没听懂，可听出分量。他看着儿子：“你说的那个法子，是上头定的？“
　　
　　“得有人去推。“陶爱民说，“我进去了，就干这个。“
　　
　　父亲沉默了很久。最后他点点头，把鞋拿起来，用袖口把鞋尖又蹭了蹭：“你能这么想，比当多大的官都强。“
　　
　　这句话，父亲说完自己都意外。他一辈子不会说这种话，更不会在儿子面前露软。可那年儿子站在车间门口，看他擦了一小时机床，没说一句“您歇着“，他心里那点硬，早就松了。
　　
　　夜里，陶爱民又看见父亲擦那块工牌。硬纸板，缠三层胶，八级钳工的红章还清晰。父亲擦得极慢，像在跟一个老伙计话别，又像在攒着什么。
　　
　　那块工牌，是三十年前省里统考盖的章。那年父亲二十出头，车钳刨铣样样考了头名，全厂三个八级，他是年纪最轻的一个。他珍藏了大半辈子，擦了又擦，如今厂子要黄，这章也快成了摆设。陶爱民站在门口看，忽然懂了父亲为啥总擦它——不是擦亮给别人看，是擦给自己看：这双手，曾经是厂里独一份的。
　　
　　他忽然说：“爸，您这工牌，我记着了。“
　　
　　父亲抬头：“记它干啥。厂子要黄，它就是块硬纸板。“
　　
　　“硬纸板也记着。“陶爱民说，“记着这上头的人，手都在。手在，活就在——可光靠手不够。得有人让这些手有活干。“
　　
　　父亲怔了下，没接话。他把工牌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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