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前夜 (第2/2页)

退休前他跟人喝过一次酒，喝到最后说了一句话。不是“我运气不好“，也不是“我不该炒股“。他说的是——
　　
　　“我不是输给了运气。我是输给了'再等等'。“
　　
　　陶爱民当时坐在旁边，手里端着茶杯。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现在他十九岁，坐在大学宿舍的硬板床上，手里攥着两千零一十张认购证。明天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所有人都在说“要涨了“。他的账面利润可能翻倍、翻三倍、翻十倍。
　　
　　但“再等等“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在脑子里。
　　
　　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行字：
　　
　　“五月二十一日不卖。五月二十五日之前必须开始卖。“
　　
　　写完他把纸条折了两折，压在枕头底下。
　　
　　“写的什么？“周文远凑过来。
　　
　　“纪律。“
　　
　　“什么纪律？“
　　
　　“卖出的纪律。“陶爱民把枕头放好，“涨的时候人最容易犯一个毛病——觉得自己能卖在最高点。没有最高点。只有该走的点。“
　　
　　周文远坐到对面的床上，沉默了好一会儿。“你这些道理，从哪儿学来的？“
　　
　　“书上看的。“
　　
　　“什么书？“
　　
　　“很多书。“
　　
　　周文远显然不信，但也没追问。他跟陶爱民相处大半年了，知道这个人有些东西解释不清楚。不是不愿意说，是说了也不一定信。
　　
　　晚上十一点，宿舍熄灯了。陶爱民躺在床上，闭着眼。赵鹏飞的呼噜声已经响起来了，一高一低，像锯木头。
　　
　　他没睡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的不是明天的涨幅。他在想另一件事：五月二十一日之后，认购证的黑市价格会怎么走？未中签的认购证会涨到多少？第二轮摇号的中签率会变成多少？如果中签了，追加认购的钱从哪儿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大都已经想好了。但想好和做对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他见过太多想好了却没做对的人。方厅长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他记不清名字了，好像是某市的一个副市长。牛市最高点的时候，账面盈利过了一千万。身边人劝他清仓，他说“不到顶，再等等“。后来跌下来，一千万变成了两百万。两百万的时候他撑不住了，割肉离场。再后来，那批他卖掉的股票又涨了回去，创了新高。
　　
　　这个副市长最大的问题不是运气差，是不知道自己要多少。不知道要多少的人，永远在“再等等“。
　　
　　他知道自己要多少。
　　
　　窗外有风。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响了一阵，又安静了。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枕头底下的那张纸条硌着他的手。硌着好。硌着才能记住。
　　
　　五月二十一号。早上六点半，陶爱民醒了。他穿上衣服，洗了把脸，去食堂买了两个馒头一杯豆浆。吃完他走到教学楼一楼的收音机旁边，调到上海台。
　　
　　七点整，新闻开始。播音员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念一条普通的消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起全面放开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开盘后，各只股票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
　　
　　陶爱民站在收音机旁边，手里端着豆浆杯，一动不动地听完了整条新闻。
　　
　　周文远跑过来的时候满头汗：“开了？“
　　
　　“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