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上海 (第2/2页)

陆先生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说：“不瞒你，我们银行内部也在议论这东西，猜不透发行量到底多少。“
　　
　　“猜不透的，我按最坏的算。“陶爱民说，“最坏的都兜得住，剩下的就是赚多赚少。“
　　
　　“小伙子，贵姓？“
　　
　　“陶。“
　　
　　“陶同志，“陆先生把手揣回大衣兜里，“你这话我记住了。摇号那天见分晓——但愿你我都没白扔。“
　　
　　两个人点了个头，各自走开。
　　
　　接下来的两天，他把上海跑了个半熟。
　　
　　电车换电车，兜里一个小本子，见到营业部就下车。门面几间，柜台几个，门口人流多不多，离哪路电车站近，一条一条记。报摊的老头都认得他了，主动搭话：“又在打听认购证？这两天问的人多了。“他说，连报摊都开始打听——风起来了。
　　
　　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任何一个点，开口不超过十句。问路两句，买报两句，剩下的听。听来的比问来的多，还不出破绽。
　　
　　两天下来，跑了七个点，本子上记了满满四页。
　　
　　最后圈了三个：西康路，老字号，人多，信息快；武夷路，中等门面，队不长不短；天平路，偏，在徐汇那头，本地散户少。
　　
　　鸡蛋不搁一个篮子。人多的地方消息灵，人少的地方队伍短——买的时候一天一个点，三天走完，谁也不盯着他一个人看。
　　
　　二月十九号，认购证发行第一天。他没买。
　　
　　不买，比买还难熬。头一天的风声最乱，什么说法都有，最容易上头。他把揣在身上的钱按住，只当自己是来看戏的——看别人怎么买、买多少、什么样的人在犹豫。
　　
　　他蹲在三个门口各数了半个钟头的人头。西康路排出六十多人，有个从苏州赶来的中年人，棉袄里揣着几百块，说请了三天假专门来买。武夷路门口，一个女人买了十张，捏在手里跟同伴念叨：就当买彩票，中了是运，不中认命。
　　
　　每个点几点开始排队、一天大概走多少张，他都记在小本子上。本子上还多记了几栏：每个点附近最近的邮电局在哪条路，最近的公共电话亭在哪个口——万一要发电报、要传消息，别到时候抓瞎。
　　
　　晚上回到旅社，就着灯把三页纸重新誊了一遍，撕掉底稿，纸屑塞进炉膛。
　　
　　二月二十号，天没亮。
　　
　　外面下着毛毛雨，路灯还亮着。他棉袄里襟贴着钱，出到街上，先坐头班电车去武夷路——队已经排了四十几个，伞挨着伞。他站在马路对面数了一遍，记下，走。
　　
　　再换车去天平路。三十几人，队尾是个拎着菜篮的老太太，篮子里一把青菜。他又数了一遍，记下。
　　
　　最后回西康路。
　　
　　天蒙蒙亮，队从木门口拐出去，顺着墙根排出去百十号。前后的人在小声议论：有人说认购证要发一百万张，中签率低得很；有人说银行内部都没人买，肯定不成气候；还有人干脆说，这就是变着法儿圈钱。
　　
　　陶爱民听着，不插话。
　　
　　卖茶叶蛋的摊子支起来了，煤炉的火光一跳一跳。他走到队尾，站定，把挎包从左肩换到右肩，隔着棉袄按了按里襟——针脚还在，钱还在。
　　
　　三个队，他都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