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教授的办公室 (第2/2页)

程教授沉默了几秒。
　　
　　“你一个一年级学生，在抄国债报价？“
　　
　　“抄了快一年了。“
　　
　　程教授又看了他几秒。这次看得比刚才长。
　　
　　“好。“他说，“你就按这个方向写。数据我来帮你把关。“
　　
　　“谢谢程老师。“
　　
　　陶爱民把茶喝完，站起来告辞。
　　
　　“论文的事，你放心写。“程教授也站起来，送到门口，“写完拿来给我看。别拖到截稿前一天。“
　　
　　“不会。“
　　
　　他出了办公室，下楼。
　　
　　楼梯间的光从天井里漏下来，四四方方的一块，打在水泥台阶上。他一步一步走下去。
　　
　　做官。程教授说他适合做官。他确实适合。这一世打算做官。但这次，要做个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在那三句话里。
　　
　　不是今天想出来的。
　　
　　是很久以前，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屋子里想出来的。一张铁床，一个塑料桶。三年里什么都想过，最后想明白的就是那三句话——初次分配要让干活的人拿得多；再分配要让干不动的人活得下去；有些东西不能全交给市场。那三句话，是用半辈子的教训换来的。
　　
　　今天他说出来了。在一间大学的教室里，对着一群十八岁的学生和一位六十三岁的老教授。说得比在那间屋子里想的时候还平静。
　　
　　他走出教学楼。十月的阳光打在脸上，暖的。
　　
　　然后他想起来——国债。国债价格的高点在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水灾后的行情，会在年底到顶。他得在十二月卖掉。不是现在，再等一个月。
　　
　　回到宿舍，他从枕头底下抽出硬皮本。翻到国债数据那一页，上海和临江的报价一条一条排着，最新的数据是上周抄的——一百零八点五。
　　
　　七个月，从一百零一抄到一百零八。两万九的本金，账面浮盈快一千五了。到十二月卖掉，总收益可能到两千以上。这是他第一笔真正的投资收益——不是靠工资攒的，不是靠勤工俭学抠的，是靠判断力赚的。
　　
　　他从笔袋里抽出一支笔，在国债数据那一页的空白处画了一个圈。
　　
　　圈住的不是某一个数字。是整页。
　　
　　这页上的数据，他看了大半年了。从一百零一到一百零八，一条一条，像潮水涨上来的水痕。
　　
　　周文远从上铺探头下来，看了一眼。“老陶，你在画什么？“
　　
　　“画个圈。“
　　
　　“什么意思？“
　　
　　“到时间了。“
　　
　　周文远“哦“了一声，缩回去了。他没问“什么到时间了“。知道问了也白问。
　　
　　陶爱民把硬皮本合上，塞回枕头底下，躺下来。
　　
　　那三句话不是今天才想出来的。是在一间六平方米的屋子里，对着天花板想了三年才想明白的。这次，他要在还没走进那间屋子之前，就把那三句话记住。
　　
　　窗外有人在喊：“陶爱民——陶爱民——电话。“
　　
　　他翻身下床，趿着拖鞋下了一楼值班室。
　　
　　值班室老头递过听筒：“经济系的，说是你辅导员。“
　　
　　“喂？方老师？“
　　
　　方老师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带着杂音。“陶爱民，你上次募捐的事——学校想推一个救灾先进个人，你考虑一下。“
　　
　　“不了，方老师。真的不了。“
　　
　　“你考虑考虑。“
　　
　　“不考虑。“他停了一下，“方老师，我捐那五十块钱不是为了评先进的。评了就不是那回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行。“方老师说，“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他把听筒放回去。值班室的老头在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播新闻——灾后重建进展，某某省拨付多少救灾款。
　　
　　灾后重建。拨付。救灾款。这些词太熟了。
　　
　　他转身回楼上，拖鞋踩在水泥楼梯上，啪嗒啪嗒响。
　　
　　回到宿舍，他没再翻硬皮本。躺下来，闭上眼。
　　
　　脑子里转的不是国债。也不是程教授。
　　
　　是苏晓晴借书卡上那几行字。四本书，两个方向。一个种果树的姑娘，在借国债的书。
　　
　　他想起自己说过的话——“回头我帮你找本书。“
　　
　　他还没还这个承诺。
　　
　　明天是周一。她说周五还书。今天周五。
　　
　　那本《国债理论与实务》，该还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