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夜车 (第1/2页)

一九九一年一月四号，晚自习后，周文远在教室门口拦住陶爱民，往他怀里塞了一沓油印卷子。
　　
　　“会计学期末的题，我从助教那儿磨来的。“周文远说，“还有十天，你一天到晚神出鬼没，挂了科，我可不借你笔记。“
　　
　　“挂不了。“陶爱民接过卷子，“考完我请你吃饭。“
　　
　　“记下了，“周文远推推眼镜，“三角钱的标准。“
　　
　　夜里，陶爱民在储蓄所关门前取了钱。
　　
　　八千块整。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数——身上带的钱，从今往后，不超过八千。剩下的，存折上趴着，一分不动。一月十四号开考，他给自己留的日程是：五号走，七号回，八号到十三号，六天，两门课一门数学，够了。前世他主持过多少个连夜赶出来的紧急材料，缺的从来不是时间，是把时间切碎了用的本事。
　　
　　一月五号夜里的车，临江开合肥，硬座。
　　
　　春运前的车，已经挤出了样子。过道里塞满人，行李架上冒着编织袋的尖，厕所门口站着打盹的。陶爱民靠窗坐着，裤腰里那一圈硬硬的纸贴着肚皮，帆布包抱在怀里，包带在手腕上绕了两圈。
　　
　　上车的时候，他就留意到了那两个人。
　　
　　两个男的，一个三十多岁，脸上有粉刺疤；一个年轻的，高颧骨。他们原本坐在车厢另一头，车过一个站，换了座位，换到了他这一排的斜对面。又过一个站，又换。换座位的时候，眼睛不看窗外，不看报，只扫人的行李。
　　
　　陶爱民心里那根弦绷起来了，脸上一丝没露。他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闭上眼，装睡，脑子里把车厢的地形过了一遍：列车员室在下一节车厢连接处；两节车厢之间是茶炉间；这两人换了两次座，说明他们也在等，等一个所有人都睡熟的时辰。
　　
　　夜车过半，车厢里的鼾声一层一层起来。粉刺疤果然动了，他没过来，是高颧骨先过来的，慢慢挪，手里卷着一张报纸，报纸卷里藏着东西，在过道的人缝里一寸一寸地蹭。
　　
　　陶爱民在那一瞬间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
　　
　　喊？车厢里全是睡熟的、被惊醒会炸窝的人，那两人狗急了跳墙，刀片也是刀。跑？往哪儿跑，跑就是告诉全车厢：这人身上有货。打？他一个十八岁的学生，对面是两个惯犯。
　　
　　他把这三条路一条一条划掉了。剩下的那条路，是他三十七年里用惯了的——找管这段秩序的人。
　　
　　他动了。不是躲，是站起来，抱起包，大大方方地、慢慢往车厢连接处走。高颧骨一愣，报纸停在半空。陶爱民没看他，走到连接处，敲开了列车员室的门。
　　
　　“同志，我找您说个事。“他的声音不高，但稳，“我是东江大学的学生，家在汉丰农村，去合肥给我爸办事。“
　　
　　“什么事？“
　　
　　“我裤腰里缝着八千块钱。“他说，“家里卖了猪、卖了粮、跟亲戚凑的，本钱。车厢里那两个人，从临江站就跟着我，换了两次座位，有个高颧骨的刚才拿报纸卷着东西往我这边蹭。我不惊动他们，也不给您添乱——我就求一件事，让我在这门口坐到合肥。“
　　
　　列车员是个四十来岁的师傅，上上下下看了他一遍，转身就去了乘务室。几分钟后，列车长来了，身后跟着乘警。
　　
　　陶爱民又把话原样说了一遍：身份，去向，钱数。说到钱数的时候，他没有往小里说。他清楚，这种时候把数说小，等于把事说小；把事说小，人家就只当你是胆小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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