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两门课 (第1/2页)

大学的课，比陶爱民想的紧，也比他想的松。
　　
　　紧的是时间表。一年级上学期，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导论、经济数学、会计学、英语、体育，六门课排满上午；松的是下午和晚上——下午多半是自习，晚上教室开到十点。他把课表抄了两份，一份贴在床头，一份折起来放进账本，然后用铅笔，在课表的空当里，一格一格填进了另一份“课表“。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九点，教室；九点到十点，回宿舍的路上绕两站路——储蓄所门口、邮局边上，看看，听听，不动手。周六下午课后，动身。周日夜车，周一早晨七点二十进教室。
　　
　　买卖嵌进课表里，像一颗钉子钉进木头，严丝合缝，但一根毛刺都不露。
　　
　　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阶梯教室一百多人。老师五十多岁，姓程，讲商品的两重性，讲到一半，在黑板上写了一道复利题：本金一百，年息一分，复利计算，十年之后几何？
　　
　　教室里翻书包找笔的声音响成一片。陶爱民没动笔——这个数他不用算。旁边伸过来一个脑袋，一张草稿纸拍在他桌角，纸上已经列好了算式，一列到底，得数写在最末，还画了个圈。
　　
　　那是个瘦高个，上衣口袋里插着三支笔，镜片后面的眼睛不看你，只看数。
　　
　　“二百五十九块三毛七。“那人说，“你算的呢？“
　　
　　“一样。“
　　
　　“你没动笔。“
　　
　　“背过。“
　　
　　瘦高个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像验一张钞票的水印。然后他把草稿纸抽回去，在角上写了三个字递过来：周文远。
　　
　　下课铃响，程老师从讲台上下来，路过他们这排，看了一眼周文远的草稿纸，又看了一眼陶爱民，什么也没说，走了。
　　
　　从那天起，周文远就和陶爱民坐一块了。
　　
　　周文远是云州下面一个县的人，父亲在粮站管秤。他有个毛病，见什么都记数：食堂的菜价，他记了一个月的流水，白菜豆腐三毛，肉片五毛，结论是每周二打菜最合算，因为掌勺的师傅周二换班，手抖；课堂到宿舍的路，他量过步数，一千一百二十步，抄近道省八十步，一学期省下的时间“够睡六个懒觉“。
　　
　　“你记这些干什么？“陶爱民问过他。
　　
　　“数不会骗人。“周文远推了推眼镜，“人会。“
　　
　　陶爱民没接话。这句话，前世他在多少份报表、多少个汇报材料里验证过——数字本身不撒谎，可数字是可以被喂大的：注水的增速、藏起来的坏账、只报喜的简报。他后来在无数个会议室里练出一双耳朵，谁报数的时候声音发飘，他就让谁把数掰开了重报。这样的人，眼前就坐着一个，只是这一个是用数管自己的。他只是把这句话记下了——这个人，值得处。
　　
　　十月底，第一趟临江线。
　　
　　临江的货比汉丰好收，也比汉丰贵。省会地面，机关工厂多，持券的人多，私下转手七九折上下——比合肥高了七个点，可他省下了四天的长途，一夜火车一个来回，不缺一节课。
　　
　　第一笔是在纺织厂门口收的。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攥着一张五十块面值的八八年券，在厂门口转了三天——儿子定亲，女方要一百块钱的“见面礼“，家里差四十。信用社不办提前兑付，票贩子只给三十五。陶爱民给了他三十九块五，七九折，老师傅捏着钱，手直抖，连声说“学生伢你亏了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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