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六十天 (第2/2页)

“我不排。“他说。
　　
　　灯下，他把老马在火车上说的那些话，一条一条写给父母看：号是排不来的，是分好的；本地黄牛人头熟，把号拿死了；外乡人去，能收到货比登天难。
　　
　　“号贩子图的什么？“他自问自答，“图安稳。他们收了券，要么自己跑上海，担风险、耗工夫；要么加两个点卖给大户，赚个辛苦钱。既然有人肯出两个点买他们的安稳——我就当那个买安稳的人。我不去抢号，我去买他们的货。柜台价他们收，我加两个点全拿，他们不用挪窝，我不用排队。“
　　
　　这套话他说得很慢，说到最后，父亲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听不懂。“父亲说，“可听着像那么回事。“
　　
　　“一句话，“陶爱民说，“他挣他的跑腿钱，我挣我的路脚钱。谁也不碍谁。“
　　
　　九月六号下午，李正律来串门。
　　
　　他也快走了——江东政法学院九月十六号新生报到，就剩十天。两个准大学生坐在门槛上，一人捧半个西瓜——李家自留地最后一茬的瓜，不甜了，沙瓤，起沙。
　　
　　“临江，“李正律啃着瓜，含混不清地说，“我打听了，政法学院在城西，你们东大在城东，隔着一条江，坐电车得四十分钟。“
　　
　　“嗯。“
　　
　　“四十分钟，“李正律把瓜皮往墙根一扔，“也就是说，你跑我那儿蹭饭，一个月顶多两回。“
　　
　　“两回足够了。“陶爱民说，“多了你也供不起。“
　　
　　李正律笑骂了一句，忽然正经起来：“陶爱民，我上回那话不是玩笑。往后你要是干了违法的事，我不会讲情面。你是要下海的人，我先给你把警戒线画这儿。“
　　
　　“记得。“陶爱民说，“我也把话放这儿——往后你要是看见什么事不该发生，别管对方是谁，把你的法条用足。咱俩，一个管住自己，一个管住别人，一辈子就这么分工。“
　　
　　李正律愣了愣，伸出沾着瓜汁的手。两只手握了握，很用力。前世，这只手最后一次握他，是在双规宣布的会议室门口，隔着一张桌子——那只手把一份文件推过来，眼睛看着别处。这一世，这只手带着瓜汁，热的。
　　
　　当天傍晚，他做了半天准备。三页纸写好：第一页，合肥的地名、车次、旅馆；第二页，本钱四千二百四十八块，车饭钱六十三块，全带上——算下来，身上只剩八块钱的富余；第三页还是那四个月前写过的四个字：底线在此。最坏的情况写在底下：券出不了手，捏到期，国家本息照付，一分不少。
　　
　　母亲把四千多块钱缝进裤腰，针脚比上一回更密。缝完了她又拆开，往里衬多垫了一层布——钱厚了，硌人，她怕儿子走夜路硌得慌。
　　
　　九月七号凌晨，父亲又套了板车送他到镇口。晨雾里，班车顶棚上捆着鸡笼，车灯照出两条土路。
　　
　　“这一趟几天？“
　　
　　“四天。“
　　
　　“四天。“父亲重复了一遍，把帆布包递上车，“到了，拍个电报回来。三个字就行：到了，好。“
　　
　　陶爱民从车窗里探出头。父亲站在路边，个子不高，背有点驼，晨雾从他肩膀两边漫过去。
　　
　　车开了。他在心里过最后一遍账：四千二百四十八块本钱，四个点让出去换一个整批，车饭六十三块，底线九十二块以下不出手。
　　
　　合肥。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这一趟要是顺，十一月，他就不用再数着本钱干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