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通知书 (第2/2页)

“钱，明天我给你缝上。“母亲说。她没有再提投机倒把，也没有再提老李。她的儿子是全省第三，她说不过他，她只想给他把针脚缝密一点。
　　
　　八月三十一，白天，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去镇中学开介绍信。出门住店要介绍信，学校给他开了一张“本校学生赴沪办理入学事宜“，盖了章。张老师把信纸吹了吹，说：“本来我该再劝你一回。想通了——你的路，你自己攥着呢。“
　　
　　第二件，把两千块缝进裤腰。母亲缝的，针脚密得像纳鞋底。剩下两千，一半缝进他背的帆布包夹层，一半压回饼干盒——“家里藏一半“，这一条是他定的，写在那三页纸的第二页上，父亲看过的。
　　
　　第三件，画路线图。一张纸，三条线：清源到汉丰，汉丰到上海，上海回清源。每一站的车次、钟点、票价，都标着小字。他跟父亲交底：“头一趟，我先在汉丰地面上收货，两天。收够了，夜车去上海，出手，当天回。四天。“
　　
　　父亲听完，只问了一句：“跟谁学的这一套？“
　　
　　陶爱民顿了顿。他能说是跟往后三十七年那些成千上万份可研报告、风险评估、应急预案学的吗？
　　
　　“跟您学的。“他说，“您干活，从来不干没数的活。“
　　
　　傍晚，李正律来了。
　　
　　他也拿到了通知书——江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就在临江。两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沿着田埂走到清河边，在草坡上坐下。河水浑黄，一步能跨过去，晚霞把水面染成一片铜色。
　　
　　“以后你在大城市学经济，我在大城市学法律。“李正律拔了根草叼着，“毕业了，你挣你的钱，我当我的检察官，谁也别沾谁的光。“
　　
　　“行。“陶爱民说，“不过我先跟你把话放在这儿——往后我要是干了违法的事，你别讲情面。“
　　
　　李正律斜他一眼：“呸。好好说话。“
　　
　　两人笑了。远处村子里的广播喇叭隐隐地响，说的是亚运会的圣火，再有二十来天，要在北京点起来了。
　　
　　夜里，陶爱民睡不着，一个人又走到了院里。
　　
　　三十七年前的这一个月，他也在等通知书。那时候等来的是什么？是父亲省下的烟钱，是母亲缝在被子里的三十块钱，是一个少年背着一床新弹的棉絮，惶惶地进了省城的校门，从头到尾攥着拳头，因为两手空空。
　　
　　这一世，他也两手空空地站在这个院子里。可这一回，他兜里有两千块缝在腰上，脑子里有三十七年——哪一个省哪一年会有什么样的机会，哪一条政策会在哪一年落地，哪一条河会在哪一年发大水，他都知道。
　　
　　他抬眼看了看天。没有雨，满天星斗，银河斜斜地挂在红旗山的山脊上。
　　
　　序章里那场雨，下在三十七年之后。他现在站的地方，离那场雨隔着一整个人生。
　　
　　“从头来。“他对着院子说了一句，声音很低。
　　
　　九月一日，凌晨三点四十。
　　
　　父亲把帆布包捆上板车，检查了两道绳。母亲往包侧兜里塞了一布袋煮鸡蛋、一包炒花生，塞完了又摸一遍针脚。
　　
　　过路车四点二十进站。站台上就七八个人，一盏白炽灯，灯下飞着蛾子。陶爱民背着包，站在白线里头，回头看了父母一眼——母亲在抹眼睛，父亲冲他抬了抬下巴。
　　
　　汽笛响了。
　　
　　绿皮车进站，慢下来，车门打开。陶爱民踏上踏板的时候，心里念的是路线图上的下一站：
　　
　　汉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