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一百三十七块六 (第2/2页)

“你押的什么？“
　　
　　“一个物价改革，一个沿海开放，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李正律扳着手指头，指关节粗大，“我押了三个月了，每天背到十二点。我爸说我是魔怔了——魔怔就魔怔，我认定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陶爱民看着他，忽然笑了。
　　
　　李正律，红旗镇李家坳人，跟他同一年生，同一个村小，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坐了三年前后桌。这个人从十岁起就是这样：全班都记不住《中学生守则》，他能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全班都怕他，因为他连老师板书写错一个字都要举手；全班又都服他，因为谁家有事，出力最多的也是他。
　　
　　九岁那年，陶爱民和两个伙伴偷了生产队地里的西瓜，是李正律去告诉的看瓜老汉。三个人挨了各自家长一顿好打。第二天上学，李正律把自己书包里仅有的一块干粮掰了一半，塞给饿着肚子的陶爱民。
　　
　　“你举报我，又分我吃的？“那时候陶爱民不解。
　　
　　“偷瓜是偷瓜，饿是饿。“九岁的李正律说得理直气壮，“两码事。“
　　
　　两码事。这三个字，这个人认了一辈子。
　　
　　“正律，“两人并肩往学校走，陶爱民忽然问，“志愿想好了没有？“
　　
　　“早想好了。“李正律连磕巴都不打，“江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出来进检察院。“
　　
　　“为什么是检察院？“
　　
　　“因为检察院管官。“李正律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前面的路，“咱们镇上，官要是好官，老百姓的日子就顺一半。官要是坏官，神仙也救不了。我想当那个——谁犯了法，我就查谁的那个人。“
　　
　　他说得平平常常，像在说明天要交几张卷子。
　　
　　陶爱民侧过头，认认真真看了他的发小一眼。前世，这个人从县检察院的书记员干起，一路干到省纪委书记，三十三年里查过的案子摞起来比人高。而他们两个人之间隔着的那句话——“哪天你有问题，第一个来找你的就是我“——要到四年后，在县公证处的一张桌子前，才会正式说出口。
　　
　　但有些种子，1990年的这条土街上，已经埋下了。
　　
　　“行。“陶爱民说，“到时候你查案，我干活，咱们一个抓坏的，一个办好的。“
　　
　　“谁跟你咱们。“李正律把水壶甩回肩上，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先把数学考及格再说。全校就传你语文全市第一、数学全校第十七——第十七，陶爱民，你要是这次数学再砸了，就跟我一起进复读班，我给你占座。“
　　
　　“不占。“陶爱民说，“这次砸不了。“
　　
　　下午回到家，母亲在补一件衬衫，父亲五点半下班进门，身上带回来一股金属切削液的味道。他的手指缝是黑的，指甲修得极短——八级钳工的手，二十年都是这样，肥皂洗不掉那层黑，那是长在手纹里的。
　　
　　晚饭是稀饭、咸菜、韭菜炒鸡蛋。一碟鸡蛋，母亲大部分拨进了儿子碗里。
　　
　　饭桌上，父亲陶援朝总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厂里这批水泵，赶月底要交货。“——这是说他自己的。
　　
　　第二句：“吃菜。“——这是说给全桌的。
　　
　　第三句是放下筷子之后，看着儿子说的：“笔带两支。别慌。“
　　
　　说完他就出门了，去院里侍弄那几分菜地。月光底下，一个沉默的男人蹲在垄沟边，一根一根地给豆角搭架子，搭得比别人家的都直。
　　
　　夜里，陶爱民把书包收拾好了：准考证压在最底层，两支钢笔灌满蓝黑墨水，垫板，直尺，橡皮。做完这些，他从书包夹层里摸出两张纸币——母亲下午趁他不注意塞进来的，两块钱，一张一块的、一张一块的，都是连号的新票，是母亲在棉纺厂一个月九十来块的工资里，一张一张攒的。
　　
　　前世，他收下的第一笔钱是两万块。
　　
　　两块和两万，隔着三十七年，中间隔着一张判决书。
　　
　　陶爱民把那两块钱原样放回夹层，压平，拉上拉链。
　　
　　这一回，他要从一个只够吃两顿饭的数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