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张桌子买下半条街 (第2/2页)

九家供货商不必喜欢我，也不必相信我永远不会卷钱。他们只要知道，三把钥匙不能被一只手同时拿走。
　　
　　修金鸥用了四十一天。屋顶、电线、厕所和安全门最终花掉一万一千六百四十，老阮验收后抵进租金，我另补三百六十。阿木从旧椅底拆螺丝，十颗扎一包；岑婶的外甥女把椅套翻过来缝；我白天盯泥瓦匠，傍晚回白鹭核木牌，夜里睡在售票房。
　　
　　第三十二天夜里下大雨。我在大厅摆了九只铁盆，雨滴打在不同盆底，像九只走快走慢的钟。到后半夜，旧漏点有八处不响了，第七排上方却多出第十个声音。
　　
　　泥瓦匠说是墙体返潮，老阮也不肯认。第二天拆开吊顶，才发现新铺材料有一边没有压实。返工费由施工方承担，黎真在清单上写下“第十处”。开业以后再下雨，坐第七排的人不知道自己头顶曾经悬着一笔没人肯认的账。
　　
　　开门前最后一夜，我们把金鸥洗了三遍。水泥地仍旧发灰，舞台后面仍有湿木头味。门外却已经有人排队。
　　
　　金鸥傍晚六点放旧电影，九点以后收起银幕前的活动椅，舞台唱歌，后厅卖粉、酒和咖啡。电影票、餐饮和夜场用三种票根。红姨从白鹭借我两名熟手，只借一个月；阿木找来六个鱼市临时工搬货、守门。
　　
　　开业当天下午，外墙电源被人从后巷割断。
　　
　　阿木追出去，只看见范魁站在街对面的修车摊旁。范魁手里没有钳子，只露出那颗金牙。没有证据，追上去也只能打一场谁都说不清的架。
　　
　　幸好装修时我押金租过一台旧发电机。本来只够停电时保住收银台和安全灯，现在只能再带一台放映机。冷气、风扇和大半吊灯全部断掉，排队的人仍被领进来。
　　
　　大厅很快闷出汗味。有人退票，更多的人把票根折成扇子。电影放到第二卷，发电机忽高忽低，放映员怕烧灯泡，停机十二分钟。原定夜里唱歌的女孩抱着木吉他走到银幕前，不用话筒唱了一首当地民歌。
　　
　　后排听不清歌词，先听见前排拍手。拍手声一层层传到最后，发电机重新转起来时，反而有人喊她把歌唱完。
　　
　　那晚总收入五千八百六十。阿木见铁票箱塞满钱，以为电影院已经赚回来了。三把钥匙打开箱子，黎真先拿走供货商的两千二百四十，又分出临时工、歌手和燃料的一千零八十。加上退票与次日采购，真正能锁回箱里的只有一千七百多。
　　
　　我把合同上的两万四千圈给阿木看。
　　
　　“照今晚的数，九十天也只是刚够。”我对阿木说，“机器坏一次，座位空三天，就不够。”
　　
　　黎真把合同叠好，补了一句：“租金付清前，别叫老板。我们只是替老阮守房子。”
　　
　　开业的热闹只撑了三晚。第四晚开始，客人连跌三天，最低的一夜只有一百零九人。我们把夜场从三小时缩到两小时，停掉免费冰桶，白鹭厨房则在散场前多煮一锅粉，金鸥不再单养整套夜班厨工。
　　
　　钱涨得很慢。第三周末，箱里第一次超过一万三，我先补清工钱，再买下那台旧发电机。第六十天，按最差一周计算也能付清工资和货款。第八十七天中午，三把锁同时打开，黎真数出两万四千元。
　　
　　我和阿木把钱送到老阮家。老阮一张张点完，第一次给我泡了茶。
　　
　　“早算准了？”老阮问。
　　
　　“只算过一天最少坐多少人。”我说，“没算准谁会割电，也没算准那姑娘会唱歌。”
　　
　　老阮收起钱：“那若第一个月没到你那条线？”
　　
　　“关夜场，留电影和饭厅，拖到九十天。还不够，钥匙还你。”
　　
　　金鸥没有让我一夜发财。它只是按时付了第一笔本来没人相信能付的钱。
　　
　　半年后，门外十二间空铺租出七间。夜宵摊、摩托铺和理发店都把打烊时间推到午夜。供货商来续约，不再去白鹭找顾北山，而是坐到金鸥那张旧圆桌前等我。
　　
　　有人说，我用一张桌子买下半条街。其实街上没有一张房契姓贺。我只是让那里的灯多亮了几个小时，让桌边九个人拿到了到期的钱。
　　
　　年底续租，老阮在承租人一栏写下“贺青川”，把印泥推过来。
　　
　　“川老板，”老阮说，“该按手印了。”
　　
　　我二十三岁，第一次听人这样叫我。桌下还是那双开过口的胶鞋，左脚鞋底补过两次。我把拇指按进红泥，忽然想起鱼市那一百三十枚铅封。
　　
　　别人可以改口，收到手里的钱、收过货的单据和转过一次的钥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