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掉的第二十六瓶酒 (第1/2页)

顾北山给我的三天还剩一夜，白鹭少了二十六瓶酒。
　　
　　二十瓶啤酒，四瓶烈酒，两瓶汽水。我把空筐翻了三遍，连后巷的垃圾桶也掏过，最后只找到十七只该退给供货商的空瓶。酒卖没卖掉不知道，瓶子去了哪里也不知道。
　　
　　顾北山把三本账摊在柜台上。收银本说二楼拿了两箱，二楼领班说厨房拿走一箱，红姨裙袋里的赊账本上又多出三个没签名的人名。三本账像三个人在同一张桌上撒谎，偏偏谁也抓不住谁。
　　
　　二楼领班昌哥靠在楼梯口，先把手指向我。
　　
　　“酒库这两天都是新来的睡。”昌哥说，“少酒，问他。”
　　
　　我的二十四块工钱还没有花，便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到柜台上。
　　
　　“我只赔自己拿的。”我对顾北山说，“但给我七天，我能让下一瓶知道自己去了哪张桌。”
　　
　　昌哥笑出声：“瓶子长腿，还是会说话？”
　　
　　“人会说谎，瓶子不用说。”
　　
　　顾北山没有看我，只拨了一下算盘。他问：“七天后还少呢？”
　　
　　“这二十四归店里，我从后门走。”
　　
　　“你本来明天就可能走。”红姨从楼上下来，手里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烟，“拿别人已经给你的退路下注，不算本钱。”
　　
　　红姨四十岁上下，管白鹭二楼以上的人、钥匙和赊账名单。她说话很慢，目光却快。我到白鹭第一晚，她只告诉我一条规矩：钥匙可以丢，人不能丢。
　　
　　我把那本泡胀的《孙子兵法》放到柜台上。
　　
　　“再押这个。”我说。
　　
　　昌哥把书翻开，见纸页黏成一团，笑得更响。顾北山却按住了他的手。
　　
　　“破书不值钱。”顾北山说，“但你当宝。够了。”
　　
　　他给我七天，只准先试二楼。红姨从旧家具铺找来一袋圆木片，我和岑婶用锅底灰、旧胭脂和黄漆，把木片分成黑、红、黄三色。黄的换啤酒，红的换烈酒，黑的换汽水和冰桶；正面烙流水号，背面写价格。
　　
　　规矩很简单。客人点酒，柜台先开两联单，留下一联，再把木牌交给服务生。服务生拿牌来酒库，我收牌出酒。有人赊账，也能拿牌，但单子上必须有顾北山或红姨的签名。
　　
　　第一晚开门不到半小时，规矩就堵在了楼梯上。
　　
　　十二号桌连点两箱啤酒，昌哥嫌一瓶一牌太慢，抓起一把黄牌拍在我面前。
　　
　　“二十四瓶，全拿。”昌哥说。
　　
　　我数出二十四瓶，却只看见二十三块牌。
　　
　　“还差一块。”
　　
　　“我手里有多少就是多少。”
　　
　　二楼有人拍桌催酒。昌哥隔着酒库木栏伸手来抱，我把第一箱压在膝盖下面。两个人谁也不松。客人的骂声顺楼梯滚下来，柜台旁的人全在看我会不会先坏掉自己定的规矩。
　　
　　红姨从昌哥袖口里抽出一块黄牌，放进木盒。
　　
　　“现在够了。”红姨说。
　　
　　昌哥脸色发青，抱酒上楼。红姨没有训他，只把木盒推到我手边。
　　
　　“别把规矩做成故意难人的门槛。”她提醒我，“客人等不得你慢慢找木头。”
　　
　　第二天，我把三色牌分别挂上三根木钉，按号码排好；柜台则在开门前写好常用桌号。服务生拿牌只多走十几步，不必再从一堆木片里翻。第三天，十二号桌少回一块黄牌。我们没有从员工口袋里搜，按底联找到那张桌，最后在冰桶下面发现了它。钱已经收过，只是客人把牌当杯垫压住。
　　
　　七天结束，二楼卖出四百四十七份酒水。四百四十七块木牌都有底联，只有两只啤酒空瓶没回来，押瓶钱也在账上。相似客流下，柜台比此前多收近两成。
　　
　　顾北山把我的二十四块推回来，也把旧书还给我。他没有夸我，只让红姨把长期工钱说清：前六天按散工结，从第七天起每月八百，包住、包两顿。我从酒库搬到后楼梯拐角。那里只容一张窄竹床，翻身会碰墙，却终于不用整夜闻发酸的空瓶。
　　
　　木牌随后上了三楼。三楼少的不是酒，是签名。过去谁都能说“顾老板答应赊”，一张纸条可以在抽屉里躺半年。新规矩逼得顾北山一天上下十几次楼。第三天，他把一枚小方章交给红姨；除他们两人以外，再没有谁能替客人欠下一瓶酒。
　　
　　一个月后，白鹭四层都开始用牌。卖出去的酒只多一成，收回的钱却多了三成。顾北山核了两夜，确认不是客人突然变阔，才把四把钥匙摆在我面前。
　　
　　酒库、后门、总电箱，还有三楼包房的备用钥匙。
　　
　　最后一把封在牛皮纸袋里，封口有红姨的签名。屋里起火、客人昏倒，或者有人用鞋跟敲出一长两短时，才能拆开。
　　
　　我第一次听见那个暗号，是九月一个闷热的晚上。
　　
　　咚——咚、咚。
　　
　　声音隔着楼板落进酒库，轻得像有人在房里把一只杯子推倒。二楼的歌没有停。过了不到半分钟，三零六房又响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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