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暗流 (第2/2页)

“我没有想那么多。”他诚实地说。
　　
　　“你最好想一下，”王海涛说，语气难得地认真，“你教她越多，她就越依赖你。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你们不能见面了，她会更难受。比以前更难受。”
　　
　　杨晓东沉默了很久。王海涛说的话像一根针，扎在他一直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上——他在给邱玉林打开一扇窗，但如果这扇窗迟早要关上，打开它是不是反而更残忍？
　　
　　但他想到邱玉林昨天在石头上写字的模样——她握笔的姿势不太对，用力太大了，笔尖把练习本的纸戳破了好几个洞。但她写出来的字一个比一个好，最后一个“海”字，三点水旁写得像模像样。她写完抬头看杨晓东，眼睛亮得像被阳光照到的滩涂水洼。
　　
　　“你看我写得好不好？”她问。
　　
　　“好。”杨晓东说。
　　
　　“比刚才那个好？”
　　
　　“好多了。”
　　
　　邱玉林高兴得笑了。那个笑容和她说“我没有前途”时的表情判若两人。那个笑容里有光，有希望，有一种被知识点亮的东西。
　　
　　如果打开一扇窗是残忍的，那连窗都不给她开，是不是更残忍？
　　
　　杨晓东想不出答案。
　　
　　寒假过得很快。
　　
　　春节前的那几天，邱玉林几乎出不来。五金店年前是最忙的时候——东埔村的渔民们要在年前把家里修修补补的活儿全部干完，买螺丝的、买电线的、买灯泡的、买胶水的，络绎不绝。邱玉林和父亲从早忙到晚，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她托一个来店里买东西的东埔村大婶带了一句话给杨晓东：“年前这几天可能都出不来了，正月再找时间。”
　　
　　那个大婶是东埔村的人，认识杨晓东。她来杨晓东家敲门的时候，杨晓东正在院子里劈柴。大婶把一个塑料袋塞给他，说：“阿琳让我带给你的。她说她这几天忙，让你别去滩涂上等了，正月再说。”说完她看了杨晓东一眼，目光里有一种“我知道你们在搞什么”的意思，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杨晓东打开塑料袋，里面是一小袋芋头糕，还冒着微微的热气。邱玉林大概是在厨房里偷空做的，然后托刚好来店里买东西的邻居捎过来的。芋头糕切成整整齐齐的小方块，每一块上都撒了白芝麻。他掰了一块放进嘴里，很甜，很糯，是邱玉林一贯的水平。
　　
　　“谁送的？”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同学。”杨晓东说。
　　
　　“哪个同学？”
　　
　　“王海涛。”
　　
　　“你耳朵又红了。”母亲说完，把头缩回厨房去了。
　　
　　杨晓东摸了摸自己的耳朵，发现它确实又红了。他端着芋头糕走进屋里，把剩下的整整齐齐地码在盘子里，放在饭桌上。妹妹杨晓雨放学回来看到芋头糕，欢呼了一声就扑上去。母亲尝了一块，说“这手艺比你外婆还好”。杨晓东默默地吃着芋头糕，心里想着那个在五金店里忙得团团转的女孩。
　　
　　除夕那天，东埔村下了一场小雨。
　　
　　雨不大，细得像牛毛，落在瓦片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海风把雨丝吹得斜斜的，打在脸上像无数根凉丝丝的针。杨晓东在家帮母亲贴春联——春联是村里一个退休老教师写的，红纸黑字，上联是“海纳百川气象新”，下联是“春回大地福满门”。杨晓东站在凳子上，把春联贴到门框上，母亲在下面指挥：“左边高一点——再高一点——好了好了，歪了，往右边挪一点——”
　　
　　父亲在厨房里杀鱼，准备年夜饭的主菜。按照闽南的习俗，除夕夜必须吃鱼，而且鱼不能吃完，要留到年初一，寓意“年年有余”。父亲的手上全是鱼鳞，闪着银色的光。他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对杨晓东喊：“晓东，把桌子收拾出来！年夜饭要摆六道菜！”
　　
　　“六道？”杨晓东从凳子上跳下来，“以前不都是四道吗？”
　　
　　“今年码头年底的活儿多，多赚了点，”父亲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难得的满足，“过年嘛，多做两个菜，你和你妹妹多吃点。”
　　
　　杨晓东看着父亲。父亲的腰比夏天更弯了，但脸上的笑容比平时多。他从父亲的话里听出了一丝骄傲——那种靠自己的力气多赚了点钱、能让孩子多吃两道菜的骄傲。
　　
　　年夜饭摆上桌的时候，杨晓东数了数——红烧鱼、白斩鸡、芋头炖排骨、炒年糕、紫菜蛋花汤、糖醋肉。六道菜，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香气在屋里弥漫开来，把冬天的寒意都挡在了门外。
　　
　　一家四口围坐在桌旁。父亲端起酒杯——里面是村里自酿的米酒，浑浊得像滩涂上的泥水，但酒味浓郁——说了一句“来，过年了”。然后每个人都举起了自己的杯子：父亲的是米酒，母亲的是茶，杨晓东和妹妹的是汽水。四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杨晓东吃着年夜饭，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
　　
　　邱玉林此刻也在吃年夜饭吧。她家的年夜饭有几道菜？邱尚杰会不会在饭桌上又提起他的事？她父亲会不会又用那种失望的眼神看着她？她会不会在饭桌下面偷偷藏着什么东西——也许是杨晓东写给她的纸条，也许是那片被贴歪了的创可贴？
　　
　　吃完饭，杨晓东帮母亲洗碗。洗到一半的时候，外面忽然响起了鞭炮声——有人在村口放烟花。他和妹妹跑出院子，看到天空被烟花照亮了。红的、绿的、金的花火在夜空中炸开，映在每个人的瞳孔里。海面上倒映着烟花的影子，像是海底也在过年。东埔村的孩子们在巷子里跑来跑去，手里拿着火花棒，笑声和鞭炮声混在一起。
　　
　　杨晓东站在院门口，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那是父亲今年给他买的一部旧诺基亚，按键上的数字都被磨掉了，只能用来打电话发短信。他翻到通讯录里唯一一个不是家人的号码，那是邱玉林用五金店柜台上的座机打给他的时候留下的。他犹豫了很久，最后发了一条短信：
　　
　　“新年快乐。”
　　
　　发完之后他就后悔了。太简单了。太普通了。跟所有人发的短信都一样，没有表达出任何特别的意思。但短信已经发出去了，撤不回来了。他握着手机站在院门口，心跳得比刚才吃饭的时候还快。
　　
　　过了几分钟，手机响了。他打开短信，屏幕上只有一行字：
　　
　　“新年快乐，傻子。”
　　
　　杨晓东看着那四个字，笑了。他能想象邱玉林在五金店里偷偷拿出手机的样子——大概是在里间，或者是在柜台下面，用手指一个一个按着按键，打出来的字工工整整。她叫他“傻子”，那是她的特权，是她对所有无法表达的情感的一个代名词。
　　
　　院子里，父亲和母亲在收拾桌子。妹妹杨晓雨拿着一个烟花棒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火光在她的手中画出一个个金灿灿的圆圈。远处海面上倒映着村口的烟花，像是两个世界同时在庆祝。
　　
　　杨晓东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和贝壳碎片放在一起。他转身走进院子，加入了清理年夜饭碗筷的行列。洗到最后一个盘子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正月里，什么时候能再见到邱玉林？
　　
　　正月初三，答案来了。
　　
　　那天下午，杨晓东正在家里帮母亲择菜——初五要请亲戚吃饭，母亲提前开始准备——手机响了。他放下手里的青菜，擦了擦手，接起电话。
　　
　　“喂？”
　　
　　“滩涂上见。”是邱玉林的声音，带着一丝久违的兴奋，“今天下午两点，我在那里等你。”
　　
　　“你怎么能出来了？”
　　
　　“我爸出去走亲戚了，尚杰也去了。店里我一个人看着，但我可以把店门关了。反正正月里没人来买东西。你快点来，我带了吃的。”邱玉林的声音里有杨晓东很久没听到过的轻快——那种被日常生活的重负压得太久的人，忽然卸下了担子的轻快。
　　
　　“好。我马上去。”杨晓东挂断电话，对母亲说了一声“我出去一趟”，就穿上了棉袄冲出门。
　　
　　从家里到滩涂的这段路，杨晓东跑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走。但这一次他跑得特别快，像是怕邱玉林等久了。海堤上的风很大，但他不觉得冷。棉袄里贝壳碎片的沙沙声响着，像是一个小小的节拍器，为他跑动的脚步打着拍子。
　　
　　邱玉林已经在那里了。她坐在那块大石头上，旁边放着一个布袋子。她穿着一件杨晓东没见过的新棉衣——浅蓝色的，袖口有白色的绒毛，看起来是过年新买的。头发没有扎，披散在肩膀上，被海风吹得像一面柔软的旗。看到杨晓东跑过来，她站起来冲他挥手，手臂挥动的幅度很大，像是怕他看不到她。
　　
　　“你跑什么？我又不会飞走。”邱玉林笑着说。
　　
　　“怕你等久了。”
　　
　　“我带了芋头糕和花生糖，还有一壶自己泡的茶。”邱玉林打开布袋子，把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石头上。芋头糕用旧报纸包着，打开的时候还冒着热气；花生糖用塑料袋装着，每一块都切得整整齐齐；茶壶是一个旧的不锈钢保温杯，杯身磕掉了一块漆，露出底下银色的金属。
　　
　　杨晓东坐在石头上，接过邱玉林递过来的芋头糕咬了一口。还是那个味道，甜的，糯的，带着九层塔的香气。邱玉林在旁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双手捧着杯子取暖。
　　
　　“过年这几天你在干什么？”杨晓东问。
　　
　　“看店，吃饭，睡觉，再看店，”邱玉林说，“除夕夜尚杰在饭桌上又提了你。”
　　
　　“他说什么了？”
　　
　　“他说——”邱玉林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说，‘姐，那个杨晓东还在找你吗？’我说是。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开心吗？’”
　　
　　杨晓东停下了咀嚼的动作。“你怎么说？”
　　
　　“我说开心。他又沉默了，然后夹了一块鸡肉放进我碗里。什么都没说。”
　　
　　杨晓东不知道该说什么。邱尚杰给姐姐夹鸡肉——这个动作太小了，小到任何一个家庭里都会发生。但在邱家，在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是接受？是默认？还是只是年夜饭桌上的一时心软？
　　
　　“你觉得他——真的接受了吗？”杨晓东问。
　　
　　邱玉林想了想。“不知道。但他至少开始问我开不开心了。以前他从来不问的。他以前只觉得我应该看店、应该赚钱、应该在家里待着。我开心不开心，他大概从来没想过。”
　　
　　杨晓东“嗯”了一声。他知道邱尚杰的转变来之不易——那个在食堂后面空地上揪着他衣领的男生，那个眼睛冷得像退潮后礁石的男生，开始问姐姐“你开心吗”。这大概算是一种进步。
　　
　　但他也知道，这种进步是脆弱的。像滩涂上初春时节的薄冰，看着结实，一脚踩下去就碎。邱尚杰能接受姐姐和杨晓东做朋友，但他能接受这个“朋友”一直存在下去吗？当村里的闲言碎语再次刮起来的时候，当他的同学拿姐姐的事开他玩笑的时候，他的容忍能坚持多久？
　　
　　杨晓东没有把这些担忧说出来。正月里，他想让邱玉林开心一点。
　　
　　“今天不讲课文了，”杨晓东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今天给你看我新借的书。”
　　
　　“什么书？”
　　
　　“《海底两万里》。讲的是一个人被一艘神秘的潜水艇救了，然后跟着潜水艇在海底到处冒险的故事。有珊瑚海，有巨型章鱼，有海底火山。”
　　
　　“潜水艇？”邱玉林接过书，翻了几页，“这个字念什么？”
　　
　　“鹦鹉螺号。是那艘潜水艇的名字。”
　　
　　“鹦鹉螺，”邱玉林重复了一遍，“好奇怪的名字。”
　　
　　“鹦鹉螺是一种海里的贝壳，”杨晓东说，“它的壳是一圈一圈卷起来的，像一个螺旋。很漂亮。我在学校图书馆的自然图鉴上见过照片。”
　　
　　邱玉林抬头看着他。“像你口袋里的那种吗？”
　　
　　“不太像，”杨晓东说，“我那个是蛤蜊壳，是两片合在一起的。鹦鹉螺是一整个螺旋，更有——更有故事感。”
　　
　　“什么叫故事感？”
　　
　　“就是——让人一看就觉得，它一定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事情。”杨晓东说。
　　
　　邱玉林看着手里的书，又看看杨晓东。她的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
　　
　　“那我，”她说，“是蛤蜊还是鹦鹉螺？”
　　
　　杨晓东想了想。“你现在是蛤蜊。但以后会变成鹦鹉螺。”
　　
　　“为什么？”
　　
　　“因为鹦鹉螺能在深海里游，”杨晓东说，“能去很远的地方。蛤蜊只能留在滩涂上。”
　　
　　邱玉林没有说话。她把书翻到第一页，用手指一个一个地点着字，慢慢地读。她的嘴唇微微翕动着，眉头轻轻皱着，完全沉浸在那些她不认识的字和未知的世界里。读到看不懂的地方，她就问杨晓东。杨晓东给她解释，什么叫“潜水艇”，什么叫“海底森林”，什么叫“巨型章鱼”。邱玉林听得很认真，偶尔发出惊叹的声音，偶尔皱起眉头表示难以想象。
　　
　　“深海里的鱼会发光？”她问。
　　
　　“有些会。书上说它们身上有发光的器官，在黑暗的海底能照亮周围。”
　　
　　“那一定很好看。”
　　
　　“比烟花好看。烟花亮一下就灭了，但那些鱼一直在发光。”
　　
　　邱玉林低头继续看书。杨晓东看着她的侧脸，觉得此刻的她不像一个辍学在五金店帮忙的女孩，更像一个正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学生。如果她当年没有辍学，现在应该已经读到高一或者高二了——也许正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海底两万里》，也许正在准备期末考试，也许正和同学们讨论以后要考哪所大学。她的人生本该有一条更宽阔的轨道，却因为家庭的变故而被迫拐进了五金店这个狭窄的死胡同。
　　
　　想到这里，杨晓东的心又疼了一下。
　　
　　正月初五之后，邱玉林出来的频率明显减少了。
　　
　　五金店重新开门营业，春节期间积压的订单和维修需求一下子涌过来。东埔村有“正月不动土”的习俗，但灯泡坏了总要换、水管漏了总要修。邱玉林每天从早忙到晚，有时候连午饭都在柜台后面凑合着吃几口冷掉的芋头糕。她只能偶尔抽空发一条短信给杨晓东：“今天出不来，别等我。”
　　
　　杨晓东就真的不在滩涂上等。但他会在家里等。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音量调到最大，每次短信提示音响起的时候就立刻拿起来看。有时候是王海涛约他去镇上打台球，有时候是同学群发的拜年短信，有时候是欠费提醒。但最让他心跳加速的，总是那个没有存名字的号码。
　　
　　杨晓东也开始了自己的寒假生活。他跟着父亲去码头帮了几天工，主要是在仓库里分拣货物，不用像父亲那样扛水泥，但也累得腰酸背痛。码头上到处都是光着膀子干活的工人，他们的脊背在冬天的冷空气里冒着白气，汗水沿着脊椎往下淌，滴在水泥地上瞬间就被冻干了。父亲干活的时候从来不说话，只是闷头把一袋袋水泥从车上卸下来扛进仓库。每扛完一趟，就在码头边上的水龙头喝一口冷水，然后继续扛下一趟。
　　
　　杨晓东分拣货物的工作相比父亲轻松得多——把到港的货按照标签分类堆好。但他第一天干完还是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回到家，母亲问他累不累，他说还行。母亲没有再问，只是给他碗里多夹了两块肉。
　　
　　有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杨晓东和父亲坐在码头边上吃盒饭。盒饭是码头食堂卖的，五块钱一份，米饭上面盖着一层炒白菜和一片薄薄的肉。海风从海面上吹过来，把饭盒上的盖子吹得哗哗响。
　　
　　“爸，”杨晓东忽然问，“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喜欢过谁？”
　　
　　父亲咀嚼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嚼。“怎么忽然问这个？”
　　
　　“就是好奇。”
　　
　　“当然有，”父亲把嘴里的饭咽下去，用筷子点了点杨晓东的饭盒，“就是你妈。”
　　
　　“我知道。我是说——在妈之前。”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他放下筷子，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点上。码头上的海风把他的烟雾吹得四散飘零。
　　
　　“有一个，”父亲说，“隔壁村的，叫阿珍。”
　　
　　“后来呢？”
　　
　　“后来她家里人不同意，”父亲弹了弹烟灰，“嫌我家穷。那时候我比你现在大几岁，在码头刚找到活干，一个月赚不到几个钱。她家是做生意的，觉得我没出息。她爹带着几个亲戚来码头堵过我，警告我不要再找她。后来——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她现在呢？”
　　
　　“嫁到外地了，听说过得不错，”父亲把烟头在码头的水泥地上按灭，“你问这个干什么？是不是在学校里喜欢谁了？”
　　
　　杨晓东低着头扒饭，没有回答。
　　
　　父亲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追问。他把饭盒里的最后一口饭扒进嘴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喜欢一个人不是错，”他说，“但你要想清楚，你喜欢她什么。如果你连喜欢她什么都说不清楚，那就只是小孩子过家家。”
　　
　　说完父亲就往仓库走了，脚步很沉，把码头的水泥地踩得咚咚响。杨晓东看着父亲弯着腰的背影消失在仓库门里，把饭盒里剩下的白菜吃干净，然后站起来继续去分拣货物。
　　
　　他在心里默默回答父亲的问题：我喜欢她是因为她叫我傻子的时候眼睛会弯成月牙形。是因为她在台风天里抱住我的时候手在发抖。是因为她说“我没有前途”的时候我好想告诉她她错了。是因为她手上的老茧和伤疤，每一道都是她不想要的勋章。
　　
　　这些理由够不够？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这不是过家家。
　　
　　正月初十那天，邱玉林终于又出现在了滩涂上。
　　
　　她比之前更瘦了，颧骨在脸上显得更突出，下巴更尖了。过年新买的那件浅蓝色棉衣袖口沾了几点机油，洗不掉，留下了暗色的印记。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看到杨晓东的时候还是笑得像海面上第一缕晨光。
　　
　　“忙完了？”杨晓东问。
　　
　　“还没，但今天店里不太忙，我溜出来了。”她把布袋子放在石头上，从里面掏出一本书。是《海底两万里》。书看起来被翻了很多遍，书页的边缘有点卷，封面上多了几个手指印。
　　
　　“我看完了，”邱玉林说，“有几个地方没看懂，你给我讲讲。”
　　
　　“哪里？”
　　
　　“鹦鹉螺号最后怎么样了？它逃出那个漩涡了吗？阿龙纳斯教授他们回到陆地上之后，没有再找尼摩船长吗？”
　　
　　杨晓东翻开书，找到最后一章。他上次在图书馆把这本书看完了，记得结尾的情节。他告诉邱玉林，鹦鹉螺号消失在挪威海岸附近的迈尔大漩涡里，没有人知道它后来的命运。阿龙纳斯教授和他的同伴被渔民救起，回到了法国，再也没有见过尼摩船长。至于尼摩船长最终怎么样了，作者没有写。
　　
　　“为什么没有写？”邱玉林问。
　　
　　“不知道。也许作者想让读者自己想。”
　　
　　“我不喜欢这样，”邱玉林说，“我想知道结局。”
　　
　　“什么样的结局？”
　　
　　“好的结局。”
　　
　　杨晓东沉默了。他想起邱玉林之前看完《边城》也说过同样的话——“好事从来轮不到我们这种人。”她对好结局的渴望，不只是对小说的期待，更是对自己人生的某种投射。
　　
　　“也许鹦鹉螺号没有沉，”杨晓东说，“也许它只是去了更深的海底，去了一个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尼摩船长说过的，海洋是他的自由。他不是被漩涡吞没了，而是选择了在海洋最深的地方度过余生。不是所有人消失都是悲剧——有些消失是自愿的。”
　　
　　“你是说，他选择了自由？”
　　
　　“对。不是所有的结局都要在地面上。有些人的自由在海底。”
　　
　　邱玉林想了想，嘴角慢慢翘起来。“这个结局好。我接受这个结局。”
　　
　　“这不是书上写的。”
　　
　　“没关系，”她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我自己相信就行了。”
　　
　　他们又聊了一会儿，聊到邱玉林最近又给杨晓东修了一双拖鞋——她说那双拖鞋鞋底磨平了，她找了一块废橡胶皮钉上去，“比你那双粘了胶的球鞋还结实”。聊到她父亲最近腰不好，店里搬货的事大部分压在她身上；聊到邱尚杰的中考复习，他好像真的开始认真了，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习题，有时候半夜一两点了灯还亮着。
　　
　　“他要是考上了泉州的学校，你就轻松了。”杨晓东说。
　　
　　“是啊。店里我一个人能撑得住。他考上泉州的高中，周末才回来，平时就住在学校。那时候——”邱玉林停了一下，“那时候我可能有更多时间出来。”
　　
　　杨晓东知道她说的“出来”是什么意思。如果邱尚杰去了泉州，邱玉林的行动自由会大得多。没有人再天天盯着她，没有人再把她关在家里，没有人再用那双鹰一样的眼睛跟踪她的一举一动。
　　
　　“但还要等半年，”他说，“中考六月份才考。”
　　
　　“半年很快的，”邱玉林说，“过完年就是二月，然后三月、四月、五月，一晃就过去了。”
　　
　　杨晓东点了点头。半年确实很快。但半年里能发生多少事，他不知道。邱尚杰的“假和平”能维持半年吗？村里人的闲言碎语会不会又在某个时刻卷土重来？还有——他摸了摸棉袄暗兜里的贝壳碎片——有些东西一旦碎了，就再也补不回来了。
　　
　　太阳开始偏西的时候，邱玉林站起来说要回去了。她把《海底两万里》放进布袋子里，对杨晓东说：“下次带别的书来。”
　　
　　“什么书？”
　　
　　“什么都行。”她笑了笑，“我现在认的字比以前多了。你上次给我讲完那本语文课本之后，我自己在店里看报纸，发现很多字都认识了。以前看报纸只能猜大意，现在能读懂七八成了。”
　　
　　杨晓东看着她脸上的骄傲，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他教她认字、念课文、借书给她看，是想让她开心。但王海涛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如果有一天这一切不能继续了，她会不会更难受？
　　
　　他把这个念头压下去，点了点头。“明天我带新书来。”
　　
　　“什么书？”
　　
　　“《平凡的世界》。”
　　
　　“讲什么的？”
　　
　　“讲的是几个普通人想在平凡的生活里找到不平凡的意义，”杨晓东说，“很厚，大概要讲很多天。”
　　
　　邱玉林看着他，眼睛亮得像是被阳光照到的滩涂水洼。她说：“我有时间。”
　　
　　“我也有。”
　　
　　邱玉林转身往西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杨晓东站在石头旁边，冲她挥了挥手。她也挥了挥手，然后快步走进了暮色中。
　　
　　杨晓东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海堤尽头。他把手伸进棉袄暗兜里，摸了摸那包贝壳碎片。塑料袋里，完好的贝壳和碎裂的碎片碰在一起，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想起今天邱玉林说的那句话——“他自己愿意就行了。”她说的是鹦鹉螺号的结局。但杨晓东觉得，她说的也是自己。
　　
　　正月十五，元宵节。
　　
　　东埔村有元宵灯会的传统，虽然规模不大，但每年都会在海堤上挂灯笼。傍晚时分，各色各样的灯笼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晃，将暖黄的光投映在退潮后的滩涂上。村里的孩子们拿着小灯笼跑来跑去，笑声和海浪声混在一起。
　　
　　杨晓东吃过元宵，跟母亲说出去看灯，就一个人出了门。他沿着海堤慢慢走，看到邱玉林站在滩涂入口的那棵木麻黄下面，手里提着一盏小小的红灯笼。
　　
　　“你自己做的？”杨晓东看着那盏灯笼。灯笼是用竹篾和红纸糊成的，纸面上歪歪扭扭地画了一只海鸟。那海鸟画得不太像，翅膀一边大一边小，嘴巴画得太粗，看起来更像一只胖鸭子。但画得很认真，每一笔都用了力，像是在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下午在店里闲着没事做的。画得不好看。”邱玉林把灯笼举高。灯笼里的蜡烛晃了一下，把那只不像海鸟的海鸟投在了地面上。
　　
　　“好看。”杨晓东说。
　　
　　“你撒谎。你看你耳朵没红，所以你没撒谎。”邱玉林认真地看着他的耳朵，然后笑了，“你真的觉得好看？”
　　
　　“真的。”
　　
　　邱玉林把灯笼递给他。“送给你。元宵节礼物。”
　　
　　杨晓东接过灯笼，看到灯笼的底座上用圆珠笔写了两个小字——“傻子”。字写得很小，藏在竹篾和红纸的接缝处，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认出了那个字迹——和邱玉林笔记本上歪歪扭扭的生字是同一个人的手笔。
　　
　　“你什么时候写的？”
　　
　　“做的时候就写好了。本来想写你的名字，后来觉得——”邱玉林顿了顿，“觉得‘傻子’更合适。”
　　
　　杨晓东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提着灯笼站在海堤上，海风吹动着灯笼里的烛火，让那只不像海鸟的海鸟在地面上忽明忽暗地晃动，像是真的在飞。
　　
　　“我给你也做了一个东西。”杨晓东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盒子是用硬纸板折的，外面包着一层蓝色的纸，上面画着一只和灯笼上几乎一模一样的海鸟——他照着邱玉林的画临摹的，画得同样不太像，翅膀的比例还是不对，但神态抓得很准，那种笨拙而倔强的神态。
　　
　　“你自己做的？”邱玉林接过盒子，眼睛亮得像两团灯笼里的烛火。
　　
　　“嗯。”
　　
　　邱玉林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用红绳编的手链。手链上串着一片小小的贝壳——不是杨晓东口袋里那枚，而是他前几天在滩涂上新捡的。贝壳是淡粉色的，边缘有一圈细密的锯齿，在灯笼的光照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手链编得不太好，有几个结打得歪歪扭扭，但用的红绳很结实，是杨晓东从母亲针线盒里找到的最粗的那卷。
　　
　　“你什么时候——”
　　
　　“前几天。你不是说要带贝壳的吗。我口袋里那些碎片拼不回去了，所以捡了个新的。”杨晓东顿了顿，“你说碎了的东西有些可以补。贝壳补不了，但可以再捡一个。这个——这个就是我捡的新的。”
　　
　　邱玉林低头看着手链，又抬头看着杨晓东。灯笼的光照在她脸上，让她的眼睛看起来像是装满了星星。那些星星在晃动，在闪烁，像是随时会溢出来。
　　
　　“你这个傻子。”她说。声音在发抖。
　　
　　“你又骂我。”
　　
　　“这是夸你。”邱玉林把手链戴上，红色的绳子在她晒黑的手腕上格外醒目。那片粉色的小贝壳贴在她的脉搏上，随着心跳轻轻颤动。她抬起手腕在灯笼下看了又看，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
　　
　　他们沿着海堤走了一会儿，在挂满灯笼的海堤上慢慢地踱步。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把他们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海面上倒映着岸边的灯火，波光粼粼，像一池被打翻的碎金。有渔民在海堤上放烟花，烟花在夜空中炸开，把两个人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今天学校也挂灯笼了。”杨晓东说。
　　
　　“你怎么知道？你又没去上学。”
　　
　　“王海涛发短信告诉我的。他说灯笼挂了一排，从校门口到教学楼，比海堤上的好看。”
　　
　　“那你怎么不去看？”
　　
　　“我在做手链。”杨晓东说。
　　
　　邱玉林转过头看着他。烟花又在天空中炸开了，红色的光芒照在杨晓东脸上，把他的脸照得通红——不知道是烟花的颜色，还是他本来就红了。
　　
　　“杨晓东。”
　　
　　“嗯？”
　　
　　“以后每年的元宵节，你都来海堤上看灯好不好？”
　　
　　“好。”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