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最后的远行 (第1/2页)

民国五年春，这一年，欧洲的战事已经打了快两年，南洋的橡胶和锡价一天一个样，裕和行的船队却还在照常走。
　　
　　槟城的雨下得比往年密。张振勋坐在光禄第的偏厅里，把袖口往上卷了卷，露出脚踝。医生把听诊器从他胸前拿下来的时候，没有立刻说话。他先把金属头在掌心里焐了一会儿，才搁回桌上。
　　
　　“张先生，您的心跳不规律，血压高得厉害，脚踝也已经肿了。我的建议是——至少休息半年，卧床静养。”
　　
　　从美国回来后，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张振勋突然感到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只能勉强坐起来。一次比一次难受，一次比一次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听医生说完，张振勋没有接话。他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踝。裤管遮着，看不出什么异常。他用手按了按脚踝侧面，指腹陷下去，隔了一会儿才慢慢回弹。
　　
　　“这个浮肿，要紧吗？”
　　
　　“不要命，可会拖垮你的身体。如果再长途奔波——”
　　
　　“知道了。”他说，把那只按过脚踝的手放回膝盖上，抬头看了医生一眼，“把药开给我就好。我能按时吃药。”
　　
　　医生摇了摇头，走向站在一旁的朱月芝，轻声和她说了几句，然后回头向张振勋说：“张先生，吃药只能减轻您的症状，只有休息才能治好您的病。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先告辞了。”
　　
　　朱月芝眼泛泪光，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放下，都交给孩子们打理吧。”
　　
　　张振勋却说：“我这一辈子是停不了。就算剩余的时间不多，我也不能躺在床上过完。”
　　
　　那天下午，老汤赶到槟城光禄第的客厅。张振勋的八个儿子——应郎、彬郎、美郎、元郎、弘郎、仕郎、荣郎、渠郎——女儿倩儿都在客厅内。还有黄阿福、李氏兄弟、张文星等人。
　　
　　老汤看到这阵势，心里先是一沉，脚下也慢了一拍。刚想开口问个明白，他听见脚步声传来，秀兰和月芝扶着张振勋走到客厅。众人的眼光都落在张振勋的脚踝上，第二眼落在他的脸上。
　　
　　“掌柜的，”老汤先开口说，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荷兰那边又来信了。赫尔德先生问，您什么时候能到海牙？”
　　
　　朱月芝看了老汤一眼，说：“你明知道掌柜的身子。这种事，先跟几位少爷商量，别一进门就问他。”
　　
　　张振勋却说：“回信说，我下周动身。”
　　
　　老汤张了一下嘴，那口气在喉咙里停了一瞬，然后被咽了回去。“您刚从旧金山回来没多久——医生怎么说？”
　　
　　两位夫人扶着张振勋在中堂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膝盖微微弯了一下，坐稳了才靠向椅背。众人目光都落在他脸上。
　　
　　张振勋说：“医生让我躺着。可有些事，躺着谈不了。”他抬头看了老汤一眼，“小赫尔德——他爷爷从前在巴达维亚管过船务公司的账，我跟他爷爷打过三年交道。现在他递了橄榄枝来，说想讨论张裕在欧洲的销售权，又说荷兰皇家银行可以给一笔长期贷款，利息比市面低。这种机会，不是天天有的。我说下周动身，就是下周。”
　　
　　光禄第的大厅出奇地安静。老汤觉得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沉沉的，像压着一层没掀开的布。但也没人敢劝一句，让张振勋不要去。老汤感到有些委屈，转身离开了大厅，走出了光禄第的前堂，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他心里清楚，张振勋决定了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改变。
　　
　　四月底，张振勋从槟城乘船出发，经新加坡、科伦坡、塞得港，绕了半个地球，在六月初抵达荷兰海牙。航程三十多天。裕和号专船行驶得特别稳，美郎和元郎随行，家庭医生每天都给他量血压，餐食严格按照营养师的食谱。
　　
　　张振勋却没什么食欲。每天送来的食物都搁在桌角，偶尔吃几口，大部分原样收走。他大部分时间坐着，膝上摊着文件，左手边放着一只珐琅彩瓷杯，里面装着医生开的汤药。药苦，他喝完会含一小片陈皮，把那股涩味压下去。
　　
　　船过印度洋的时候，有一天傍晚他走上甲板，扶着舷墙站了一会儿。海面在夕阳下铺开成一片正在缓慢收拢的金色，从近处的深蓝到远处的浅金，一层一层地过渡过去，像一匹被风拉长了无数次的旧绸。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海风把他手里的稿纸边缘吹得微微卷起，才转身回舱。
　　
　　他回到舱里坐下，继续修改那份荷兰皇家银行提供的条款草案。铅笔在纸面上移动的速度比前几年慢了一些，可笔尖没有停过。每一处修改都标注了对应的理由和替代方案。
　　
　　抵达海牙的时候是六月第一周。码头上的风带着北海特有的凉意，吹在他脸上时他不由得眯了一下眼。老汤从舷梯下面迎上来，想扶他的手臂，被他轻轻避开了。
　　
　　“我还没到要人扶的时候。”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踝——裤管下面隐约能看出一点浮肿的轮廓，被鞋袜遮着，不算明显。他直起身来，朝码头前方的城市方向看了一眼。“酒店订了吗？”
　　
　　“订了。离谈判地点隔了一条运河。”
　　
　　“不用隔一条运河。换到同一栋楼里。上下楼就行，不用走远路。”
　　
　　谈判在荷兰皇家银行海牙分行的二楼会议室进行。房间不大，长桌两侧各坐四五个人，窗外正对着一条窄运河。偶尔有船经过，船身与水面摩擦发出低缓的、持续的声响，隔着双层玻璃传进来，像在替这场旷日持久的对话测量时间。
　　
　　赫尔德坐在长桌对面，四十岁左右，戴一副细金丝眼镜，衬衫袖扣是银质的，刻着他家族的纹章。他的荷兰语带着海牙口音，英语则干脆利落，每个词都像已经称过重量，不多不少。
　　
　　“张先生，我们提出的方案很清楚。张裕在欧洲的独家销售权交由我方代理，期限十年，利润分成按照——”
　　
　　“七年。”
　　
　　赫尔德停了一下，抬起头来。“您说七年？”
　　
　　“期限从十年改为七年。”张振勋把手里的文件放在桌面上。他没有加重语气，也没有低头看稿，“分成比例不变，代理区域不变，但每年有一个复核窗口。如果我们对当年的销售数据不满意，可以提前终止代理合同。”
　　
　　赫尔德把眼镜往上推了一下，低头翻了两页文件，指腹在纸面边缘缓缓划过，像是在确认这种方案是否值得继续深入。
　　
　　“这个条款，我们需要和法务部商议。”
　　
　　“可以。我可以等三天。”张振勋把手从桌面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赫尔德先生，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您在想这个中国老人为什么这么难缠。可我不是在跟您作对。我是想用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把这条船开到对岸去。”
　　
　　赫尔德没有立即回答。他放下文件，靠着椅背看了张振勋一会儿——目光从那张被海风和岁月刻出深纹的面孔上缓缓移过，最后停在了他搭在桌面边沿的手上。那双手的指节比之前更突出，指甲修剪得齐整，但指尖微微泛白，像是在承受着些什么很轻、很持久的东西。
　　
　　“张先生，”他说，“您今天要不要先休息？”
　　
　　“不用。”
　　
　　“那明天下午两点，我们继续。”
　　
　　三天后，双方在补充条款上达成了初步共识。张振勋把最后一份修订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铅笔在纸面上划过的地方留下了浅浅的划痕，每一处都用他自己的钢笔重新抄录了一遍。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拿起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蘸了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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