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六十三块 (第1/2页)

郑东海走后的第三天，我准时掀开卷帘门。
　　
　　锁孔里咔哒一声，铁门往上推，激起一层细灰。九月中旬的早晨已经有凉意，我哈出一口白气，把玻璃柜台擦了两遍。头天晚上刚补了货，五颜六色的头绳、塑料发卡、小圆镜子在柜台里摆得整整齐齐，像一排等待检阅的兵。
　　
　　街上静得很，只有扫地的沙沙声。对面老张家杂货铺的张德才正在门口生煤炉，看见我，点了点头，没说话。我们之间隔着一条三米宽的街，像隔着一条河。
　　
　　快十点，才进来第一个人。是个老太太，买了一条缝衣针，两毛钱。她数了二十个一分钱的钢镚，摊在柜台上，一个一个地排。我等着，不催。
　　
　　中午十一点半，街上突然热闹起来。
　　
　　纺织厂下早班的女工们三五成群地涌过来，蓝布工装外面套着各色毛衣，叽叽喳喳像一群刚出笼的麻雀。她们挤在我的玻璃柜台前，手指指着这头绳的颜色、那发卡的款式。
　　
　　“这个红的多少钱？”
　　
　　“八毛。”
　　
　　“便宜点嘛，五毛卖不卖？”
　　
　　“大姐，进货都要六毛了。”
　　
　　她撇撇嘴，还是掏了钱。一群女工，有的买头绳，有的买发卡，还有两个小年轻凑钱买了一面拳头大的圆镜子，说是要放在车间更衣室用。二十来分钟，柜台前面的人没断过，我低头找钱、拿货，脖子都酸了。
　　
　　这一波过去，数了数，四十二块。
　　
　　下午像换了个世界。太阳偏西，街上空荡荡的。我坐在柜台后面的小马扎上，翻父亲的笔记本。上面记着这几天的事——不是流水账，是父亲记了大半辈子的那种笔记，字很小，一笔一划。9月15日，店开，收八十七块五。下面一行空着。
　　
　　三点多，进来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买了两节五号电池，一块二。
　　
　　四点半，一个中年女人买了包缝衣线和一把剪刀，三块八。
　　
　　之后就没人了。我坐在门口，看着街对面的梧桐树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五点半，我拉下卷帘门，把今天的钱倒出来数了一遍。
　　
　　六十三块。
　　
　　我在父亲的笔记本上写下这个数字。比第一天少了二十四块五。
　　
　　我把笔记本合上，锁进抽屉。开店不是放鞭炮，天天响。有热的时候，就有凉的时候，这很正常。
　　
　　第二天下午，赵强来了。
　　
　　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整理新到的货——阿黄从温州发来的一批彩色橡皮筋，包装上还印着”上海制造”，其实是温州一个小厂子做的。
　　
　　“忙着呢？”赵强把门带上门，靠在柜台边。
　　
　　“还行。有事？”
　　
　　他压低声音：“梦瑶让我给你带个话。”
　　
　　我手里没停，继续拆包装。
　　
　　“她说前天晚上，在红星饭馆，看见周明远了。”赵强的声音更低了，“跟一个叫不上名字的人吃饭。那个人打听你。”
　　
　　“打听什么？”
　　
　　“你每天几点开门，几点关门，店里几个人。”赵强顿了顿，“梦瑶说，那人说话不是江城口音，像是省城的。”
　　
　　我把手里的橡皮筋扔进筐里，塑料落在竹篾上，发出啪啦一声。
　　
　　“周明远什么反应？”
　　
　　“周明远没怎么说话，就听着，偶尔点点头。”赵强看着我，“要我做什么吗？”
　　
　　“不用。”我蹲下去，把散落的橡皮筋一根根捡起来，“继续帮我看着就行。”
　　
　　赵强站了一会儿，嗯了一声。他走到门口，又转回来：“你自己当心点。”
　　
　　门吱呀一声关上，他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我把捡起来的橡皮筋扔进筐，靠着柜台站了一会儿。周明远不是傻子，他在帮郑东海摸底。省城那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郑东海在看我，看我每天几点开门、几点关门、店里几个人。
　　
　　我弯腰继续拆包装，把橡皮筋按颜色分成几堆。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像小时候玩的玻璃弹珠。
　　
　　傍晚收了摊，我骑车去了父母家。
　　
　　老式居民楼的楼道里弥漫着各家炒菜的油香，我爬到三楼，门没锁，推门进去。父亲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木沙发上，右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在抖。不是一般的抖，是关节里的那种颤，一下一下，像有根线在里面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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