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广州火车站被偷 (第2/2页)
“报案？”陈建军愣了愣，他长这么大，从来没跟警察打过交道，心里既紧张又茫然，但一想到那八十块钱，想到母亲的叮嘱，他还是咬了咬牙，“好，我去报案！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他匆匆谢过四川大哥，拎着空了大半的蛇皮袋，跌跌撞撞地往候车室门口跑。此刻的他，心里既有一丝侥幸，又满是绝望——侥幸的是，或许警察能帮他找回钱；绝望的是，他也清楚，火车站人这么杂，扒手早就跑远了，报案可能也只是徒劳。但他没有别的办法，那八十块钱，是他的希望，他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治安岗亭就在广场角落，一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警察正坐在里面，面前放着一个旧办公桌，桌上摆着一个对讲机和一本登记本。陈建军走到岗亭门口，手脚都在发抖，犹豫了半天，才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进来。”警察抬起头，语气平淡，见他一脸慌乱，又补充了一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陈建军走进岗亭，声音还是发颤：“警……警察同志，我……我钱被偷了，八十块，是我娘给我的，还有一块蓝布包着，就在刚才省汽车站买票的时候被偷的，有个穿灰外套的男人，就在我身后……”他语无伦次，把事情的经过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越说越激动，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憋着，不敢掉下来——他怕警察笑话他，怕自己显得太没用。
警察拿出登记本和笔，一边记录，一边问道：“姓名，哪里人，丢了多少钱，具体在什么位置被偷的，扒手长什么样，有没有什么特征？”
陈建军努力平复着情绪，一一回答：“我叫陈建军，湖南岳阳的，丢了八十块，十块一张的，用蓝布包着，在省汽车站售票窗口排队的时候被偷的。扒手穿灰色外套，个子不高，其他的……我没看清，当时太挤了。”他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心里的侥幸一点点褪去，他知道，自己连扒手的具体模样都记不清，警察根本没办法找。
警察写完，把登记本合上，看着他，语气严肃又带着一丝无奈：“小伙子，我知道你着急，这火车站人多杂乱，扒手作案隐蔽，你又没看清对方模样，我们只能尽力排查，但是你也要有心理准备，找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以后出门在外，财物一定要贴身放好，别轻易放在地上，尤其是人多拥挤的时候。”
“找不回来了吗……”陈建军喃喃自语，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双腿一软，差点蹲在地上。警察扶了他一把，递给他一杯水：“别灰心，我们会留意的，要是有消息，会通知你。你先留下联系方式，要是没地方去，就先在广场旁边的候车区等着，别乱跑，注意安全。”
陈建军接过水杯，手指冰凉，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我没有联系方式，我刚来广州，要去樟木头找朋友，连打电话的钱都没有了。”他把水杯放在桌上，没有喝一口，转身走出了岗亭。
走出岗亭的那一刻，阳光依旧毒辣，广场上的嘈杂声再次涌进耳朵里，可他却觉得浑身冰冷，大脑一片空白。报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知道，那八十块钱，真的没了。那是母亲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是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来的血汗钱，是他在广州立足的全部希望，就这么被偷走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他蹲在岗亭旁边的墙角，把脸埋在膝盖里，这一次，眼泪再也忍不住，悄悄从眼角滑落，浸湿了裤腿。他不敢哭出声，只能压抑着，肩膀微微颤抖——他是个男人，是来广州闯天下的，不能就这么轻易哭，母亲和父亲还在老家等着他的消息，他不能让他们失望。可心里的委屈和绝望像潮水一样涌来，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甚至开始后悔，后悔不听母亲的话，后悔自己太大意，后悔来广州这个陌生的城市。
他想起了母亲。想起母亲把八十块钱叠好塞进蓝布里的样子，手指有些哆嗦，叠了好几遍才叠整齐，嘴里反复叮嘱他“省着点花，找到阿强就好了”；想起母亲连夜烙饼的样子，灯光下，她的头发已经有了几缕白丝，眼睛熬得通红，却还是笑着说“烙点饼，路上吃，比火车上的泡面便宜”；想起母亲站在村口送他的样子，站在那棵老槐树下，一直站到他拐过弯去，看不见了，他回头的时候，还能看到她的身影，在风中微微晃动。要是母亲知道钱被偷了，一定会很伤心吧？他不敢想，也不敢给家里发电报，他没有钱，更没有勇气告诉父母这个坏消息。
他想起父亲。父亲那天晚上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炕边，抽着旱烟，烟袋锅子一下一下地敲着炕沿，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他帮他把蛇皮袋提到村口，说了一句：“到了拍个电报回来。”就走了。没有送到车站，没有挥手，没有多余的嘱咐。走的时候背微微驼着，步子不快不慢，像去田里干活一样平常，但陈建军知道，父亲心里是牵挂他的，只是男人不善于表达。他想起父亲常年劳作的手，布满了老茧，粗糙得像树皮，那八十块钱，里面也有父亲的血汗。他对不起父亲的期盼，对不起母亲的叮嘱。
他想起阿强。阿强在樟木头的玩具厂打工，去年过年的时候回了老家，拍着他的肩膀说“广州好赚钱，你跟我一起去，我罩着你”；阿强说到了广州给他打电话，他去车站接。可是他没有阿强的电话号码——阿强信上写了，他把那张信纸放在衣服口袋里，和碎纸片一起。他摸了摸口袋，信纸还在，碎纸片也还在。他掏出来看了一眼，上面是阿强歪歪扭扭的字：“建军，到了广州给我打电话，号码是……”号码是0769-xxxxxx。
他没有电话可以打。九十年代的广州，公用电话虽然有，但大多在小卖部、邮电所，打电话要花钱，一分钟几毛钱，他连一毛钱都没有。他看着那张信纸，心里又酸又涩，明明离阿强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没有钱，连联系他的资格都没有。要是阿强在身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他心里充满了无助。
他把信纸重新折好，塞回口袋。碎纸片也塞回去，贴着心口——那是他的录取通知书，是他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希望，却被他不小心撕碎了，就像他此刻的梦想，被现实狠狠打碎，却又舍不得丢弃。他想起自己为了考大学，每天熬夜苦读，想起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父母的笑容，想起自己撕碎通知书时的绝望，再看看现在的自己，钱没了，梦想碎了，连方向都没了，他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一无所有。
他就这样蹲了很久，周围的人群像河水一样流过，没有人看他一眼。九十年代的广州火车站，每天都有这样的意外发生，有人丢了钱，有人丢了行李，有人被骗，大家早已见怪不怪，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的行程，谁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心一个陌生人的悲伤。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从他面前走过去，高跟鞋踩得咯噔咯噔响，她的影子从他身上扫过去，又消失了，她穿着时髦，和周围的务工者格格不入，大概是本地人，或是来广州出差的；一个老头挑着两筐橘子从他旁边经过，橘子散发出一种甜腻的气味，他的胃突然痉挛了一下——他已经快一天没正经吃过东西了，在火车上只啃了半个烙饼，此刻又急又饿，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样疼。
他从袋子里翻出剩下的烙饼，掰了一小块，塞进嘴里。烙饼已经有些馊了，面皮发黏，带着一股酸味，他嚼了几下，咽下去了。然后把剩下的烙饼重新包好，塞回袋子——这是他唯一的食物了，不能浪费，他不知道接下来还要饿多久，不知道还要走多少路。
他站起身，腿蹲麻了，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阵发黑，他扶着墙站了几秒钟，等那阵眩晕过去。心里的绝望渐渐褪去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甘——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钱没了，可以再赚；梦想碎了，可以再拼；找不到阿强，可以慢慢找。他不能就这么被打败，他还有父母要赡养，还有自己的路要走，他不能让那些扒手得逞，不能让父母失望。
他把蛇皮袋重新扎好，拎起来，朝候车室外面走去。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他知道，樟木头还在南边，阿强还在樟木头等他。八十块钱没了，但人还在，腿还在，手还在，他还能干活，还能赚钱，还能重新攒钱，还能找到阿强，还能让父母放心。
他走下楼梯，穿过广场，走到一个没有那么多人的地方——马路边，一棵歪脖子榕树下面。
榕树的枝叶很茂盛，遮住了一部分毒辣的太阳，这是他在这片杂乱的广场上，找到的唯一一处阴凉。他把蛇皮袋放在地上，靠着树干坐下来。
广州的太阳毒辣，树叶筛下来的光斑落在他的脸上、胳膊上，明晃晃的，像碎掉的镜子。远处有人吵架，粤语骂来骂去，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只能隐约感觉到他们的愤怒；更远的地方，广州火车站的大钟楼顶上，那面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钟摆滴答滴答地转动，像是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喧嚣与无奈。马路对面，依旧是密密麻麻的地摊和人群，卖暂住证的、拉客的、乞讨的，依旧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张撕碎的录取通知书，十六片，叠得整整齐齐。他没有把它们拼起来，只是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又塞回去。那是他的遗憾，也是他的念想，提醒着他，无论有多难，都不能放弃。他想起自己寒窗苦读的日子，想起父母的期盼，想起自己来广州的初衷，心里渐渐坚定起来——这点挫折不算什么，只要人还在，就有希望。
然后他把手伸进蛇皮袋，摸出半个烙饼，就着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灰蒙蒙的空气，一口一口地嚼。烙饼很难吃，馊了，发酸，但他没有吐。他每嚼一口，心里的坚定就多一分。
樟木头。樟木头还在南边。
他把烙饼咽下去，抬起头，看着头顶上碎镜子一样的光斑，眯起了眼睛。风一吹，带来一丝微弱的凉意，他的眼神里，渐渐褪去了迷茫和悲伤，多了一丝坚定——不管前路有多难，他都要走下去，在这片陌生的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路。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他知道，他不会再轻易放弃，不会再因为一次失窃就一蹶不振，他要靠自己的双手，赚回属于自己的一切，不辜负父母的期盼，也不辜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