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懂不懂什么叫收税？ (第1/2页)

1932年六月，洛阳。李宇轩蹲在大队长官邸门口的台阶上，军装扣得严严实实，领口勒得脖子发痒。腰上那把皇太极的刀没了——上个月抵给戴笠了，换了三百支汉阳造和四十箱手榴弹，从十九路军手里倒过来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走了进去。
　　
　　大队长坐在藤椅上喝白开水。桌上搁着一碟花生米，剿共战报压在茶杯底下。
　　
　　“少东家。”
　　
　　“说。”
　　
　　“我想去上海。”
　　
　　大队长把战报从茶杯底下抽出来，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有，地下党。少东家说过，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能光在江西安，上海是全国的财源。财源稳了，前线才稳。”
　　
　　大队长端起白开水喝了一口。
　　
　　李宇轩站得笔直。这话是大队长自己说过的，他一个字没改，重新拼了一遍。
　　
　　“景诚。”大队长把杯子放下，“你是嫌洛阳太闷。”
　　
　　“是。但我也确实想去替少东家看着上海。”
　　
　　大队长靠在椅背上，看了他好一会儿。
　　
　　“去吧。记住，你是去剿匪的。”
　　
　　“是。”
　　
　　出了官邸，副官在门口等着。
　　
　　“师座，校长准了？”
　　
　　“准了。”
　　
　　“咱真去上海剿匪？”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上海没有匪。”
　　
　　“那咱去干什么？”
　　
　　“找匪，找不着就造匪，造不出来就查税。”
　　
　　副官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后来这句话在警卫第三师内部传开了。张灵甫听了，跟胡琏说师座这话听着像土匪说的。胡琏说不是像，就是。
　　
　　六月下旬，上海闸北。
　　
　　一栋灰扑扑的小洋楼门口挂上了新牌子——“上海特别市剿匪司令部”。字是魏碑体，漆得锃亮。附近卖生煎的老刘头路过，歪着脑袋看了半天，回头跟修鞋的老赵说：“又来一个吃闲饭的。”
　　
　　老赵嘴里叼着钉子，含含糊糊回了句：“比上一个牌子大。”
　　
　　李宇轩住进去头一天，把张灵甫、胡琏、李弥叫到二楼，窗户全关上。
　　
　　“从今天起，上海所有码头、仓库、商铺，重新核定税额。”
　　
　　张灵甫愣了一下。“师座，咱不是来——”
　　
　　“税就是剿匪。剿匪要钱，钱从税来。”李宇轩把一张上海地图铺在桌上，手指头点在十六铺码头，“原来交一百的，现在交一百五。原来交一千的，现在交两千。”
　　
　　胡琏皱了皱眉头。“师座，上海的商人去年刚搞了个废止内战大同盟，七十二家商会联名。咱们这么搞，他们肯定要闹。”
　　
　　“闹？”李宇轩坐下来，翘起腿，“告诉他们，这钱是校长剿共花的。敢闹就是反对剿共。反对剿共就是通共。通了共，我就能名正言顺查他们的账。”
　　
　　李弥第一个笑出声。“师座，您这逻辑，闭环了。”
　　
　　“还有。”李宇轩补了一句，“孔祥熙那边我打过招呼了。收上来的税，三成归财政部，三成归校长，剩下的归我们。”
　　
　　胡琏恍然大悟。“怪不得您敢这么干。”
　　
　　“不这么干，孔祥熙凭什么让我在上海收税？这是分赃，不是抢。”
　　
　　戴笠凑过来，小声问：“老大，那我呢？”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你拿一成。”
　　
　　戴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谢谢老大！以后上刀山下火海，我戴雨农在所不辞！”
　　
　　李宇轩白了他一眼。"少废话。下个月再给我弄两百支汉阳造。"
　　
　　接下来的两个月，十六铺码头的货主们见识了一样东西——一个姓刘的湖南兵。
　　
　　这个湖南兵是张灵甫从师部挑了三天挑出来的。挑的不是谁写字好，是挑谁写字慢。姓刘的湖南兵写字一笔一划，一辆货车的货单能写一刻钟。态度还特别好，逢人就解释：“长官说了，字写不清楚，回头账对不上，要挨板子的。”
　　
　　第三天中午，永安公司的郭经理站在码头边上，看着自己的三车洋布在太阳底下晒着。其中一车是英国进口的细呢料，晒过头要褪色。
　　
　　他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扭头问副手：“那个剿匪司令部在哪儿？”
　　
　　郭经理在司令部门口等了四十分钟。
　　
　　李宇轩从楼上下来的时候，郭经理的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了。
　　
　　“李师长，我那批布——”
　　
　　“什么布？”
　　
　　“洋布。英国货。在码头晒了两天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