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丛林 (第1/2页)

一
　　
　　一九五四年六月，西贡。
　　
　　林卫国从船上走下来的时候，第一感觉是热。那种热不像上海，闷在皮肤上，黏糊糊的，像整个人被裹在一层湿毛巾里。码头上到处是穿白色制服的法國士兵，到处是挑着担子的小贩，到处是那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难民。
　　
　　他站在人群里，有些茫然。
　　
　　这是越南。这是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离开妈妈和外婆，第一次独自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摸了摸怀里的那台莱卡相机——托马斯·克莱尔的相机，卡帕用过的相机，妈妈送给他的相机。相机很重，沉甸甸的，让他觉得不那么孤单。
　　
　　“中国人？”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他回过头，看见一个矮个子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叼着一根烟，正打量着他。
　　
　　“是。”林卫国点点头。
　　
　　那男人伸出手：“我叫阿贵，越侨，祖籍广东。你在西贡要找住处吗？”
　　
　　林卫国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住了他的手。
　　
　　二
　　
　　阿贵带他去了一家小旅馆，在唐人街的一条巷子里。旅馆很破，但很干净，老板也是个广东人，看见林卫国的记者证，眼睛亮了一下。
　　
　　“记者？”他说，“你来得不是时候。法国人刚打完，美国人又要来了。这地方，没一天消停。”
　　
　　林卫国没说话。他只是把行李放好，然后问：“我想去奠边府，怎么走？”
　　
　　老板愣住了：“奠边府？那地方刚打完仗，到处都是地雷，法国人还没撤完，越盟的人也在到处抓人。你去那里干什么？”
　　
　　林卫国沉默了一会儿，说：“找一个朋友。”
　　
　　老板看着他，摇了摇头。
　　
　　“年轻人，”他说，“在越南，找朋友的人，最后找到的都是死人。”
　　
　　三
　　
　　第二天，林卫国出发去奠边府。
　　
　　阿贵给他找了一辆运货的卡车，司机是个老挝人，会说一点法语。卡车装满了一袋袋大米，他就坐在米袋上，颠簸了整整两天两夜。
　　
　　路上经过的村庄，一个比一个破。有的被炸成了废墟，有的空无一人，有的只剩几堵烧黑的墙。偶尔能看见几个活人，都是老人和孩子，眼睛空洞洞的，像丢了魂一样。
　　
　　第三天下午，他们到了奠边府。
　　
　　那是一座被彻底摧毁的城市。房子全塌了，树全断了，地上到处是弹坑和散落的武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臭味，那是还没有掩埋完的尸体。
　　
　　林卫国跳下车，站在那片废墟中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司机冲他喊了几声，他听不懂，大概是让他快点。卡车不能停太久，越盟的人随时可能出现。
　　
　　他从怀里掏出那张卡帕的照片——是乔治·罗杰随信寄来的，卡帕最后的样子。他看着照片，又看看四周的废墟，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倒下，不知道他最后拍的是什么。
　　
　　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举起相机，对着那片废墟，按下了快门。
　　
　　咔嚓。
　　
　　那个声音很轻，像心跳。
　　
　　像卡帕最后按下快门时的心跳。
　　
　　四
　　
　　那天晚上，卡车往回开。林卫国坐在米袋上，望着渐渐远去的奠边府。月亮升起来了，惨白的月光照在那片废墟上，像盖了一层霜。
　　
　　他突然想起妈妈说过的话：
　　
　　“卡帕说，战地记者最好的归宿，就是死在战场上。”
　　
　　他那时不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不是想死，是知道可能会死，但还是要去。
　　
　　因为如果不拍，那些死了的人，就真的白死了。
　　
　　五
　　
　　回到西贡后，林卫国开始四处采访。
　　
　　他去看那些刚从奠边府撤下来的法军俘虏。他们瘦得皮包骨头，眼睛里全是恐惧，说起越盟的丛林，像说起地狱一样。他去看那些从北方逃来的难民，他们挤在教堂里、学校里、任何能遮风挡雨的地方，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他去看那些还在打仗的地方——湄公河三角洲，法国人和越盟还在打，每天都在死人。
　　
　　他一直在拍，一直在记。胶卷用完了，就托人从香港买。笔记本写满了，就再买一本。
　　
　　有一天，他在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美国记者，四十多岁，戴着一副眼镜，正在角落里写稿子。他抬起头，看见林卫国胸前的莱卡相机，眼睛亮了一下。
　　
　　“好相机，”他用英文说，“莱卡。我有一台一样的。”
　　
　　林卫国走过去，和他聊了起来。
　　
　　那人叫大卫·邓肯，是《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他在二战时拍过太平洋战场，现在来越南拍这场新战争。
　　
　　“你是中国人？”邓肯问。
　　
　　林卫国点点头。
　　
　　邓肯看着他，突然问：“你认识罗伯特·卡帕吗？”
　　
　　林卫国愣住了。
　　
　　“我听说，”邓肯说，“他有一台莱卡，后来送给了一个中国女记者。那台相机，就是你手上这台吧？”
　　
　　六
　　
　　那天下午，邓肯给林卫国讲了很多卡帕的事。
　　
　　他讲卡帕在西班牙拍的那张《倒下的士兵》，讲卡帕在诺曼底登陆时拍的那些模糊的照片，讲卡帕在太平洋战场差点被炸死。他讲卡帕怎么喝酒，怎么笑，怎么在战场上开玩笑。
　　
　　“他是个疯子，”邓肯说，“也是天才。他用镜头让人看见战争，看见那些不该看见的东西。”
　　
　　林卫国听着，没有插话。
　　
　　最后，邓肯问他：“你来越南干什么？”
　　
　　林卫国想了想，说：“来找他。”
　　
　　“找他？他已经死了。”
　　
　　“我知道，”林卫国说，“但我还是想来看看。看看他最后走过的地方，看看他拍过的那些人。”
　　
　　邓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我懂，”他说，“我也去找过一个人。在太平洋，一个日本记者，和我一样拍照。后来他死了，我去找过他待过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去。”
　　
　　七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协议签订。
　　
　　越南被分成两半，北边是胡志明，南边是保大。三百万人从北边逃到南边，几十万人从南边跑到北边。每条路上都是人，每座城市都是难民，每个角落都是眼泪。
　　
　　林卫国去了那些难民营，拍那些逃难的人。他拍那些抱着孩子的母亲，拍那些背着老人的儿子，拍那些推着独轮车装着全部家当的农民。他拍了一卷又一卷，直到相机里的胶卷全部用完。
　　
　　有一天，他在一个难民营里看见了一个小女孩。
　　
　　那女孩大概四五岁，一个人蹲在地上，手里攥着一个布娃娃。那个布娃娃很破旧，眼睛掉了一颗，棉花露在外面。
　　
　　林卫国愣住了。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那个布娃娃——妈妈的，太爷爷的，跟着他们走了八十多年的那个。它还在。
　　
　　他看着那个女孩，想起妈妈说过的话：
　　
　　“你太爷爷带着这个布娃娃，从巴黎到君士坦丁堡，从旅顺到凡尔登。你外婆带着它，从卢沟桥到重庆，从延安到北京。我带着它，从朝鲜到上海。现在它跟你了。”
　　
　　他走过去，蹲下来，用蹩脚的法语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孩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林卫国从包里拿出一块饼干，递给她。女孩接过来，咬了一口，然后继续抱着她的布娃娃。
　　
　　林卫国站起来，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咔嚓。
　　
　　那个声音很轻，像心跳。
　　
　　像那个女孩的心跳，也像他自己的心跳。
　　
　　八
　　
　　一九五四年冬天，林卫国回到西贡。
　　
　　他在旅馆房间里冲洗那些胶卷，一张一张地看。那些照片里，有法军俘虏，有北方难民，有那个抱着布娃娃的女孩。每一张，都是一座墓碑。
　　
　　他把照片挑出来，寄给上海的妈妈。他在信里写道：
　　
　　“妈：
　　
　　照片寄给你。越南的事，都在里面了。
　　
　　我去过奠边府了。卡帕最后待过的地方。我不知道他具体倒在哪里，但我知道，他拍够了。
　　
　　那个布娃娃，我带着。每天睡前看它一眼。
　　
　　越南的战争还没完。美国人已经来了。他们说要帮南边打北边，但这里的人说，美国人来了，就永远走不了了。
　　
　　我不知道这场仗要打多久，但我会一直拍。
　　
　　卫国”
　　
　　九
　　
　　一九五五年，西贡。
　　
　　那一年，吴庭艳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了南越的总统。那一年，美国的军事顾问开始大批涌入。那一年，战争的味道越来越浓。
　　
　　林卫国在西贡租了一间小公寓，成了常驻记者。他每天出去拍照，每天写稿子，每天把拍好的照片寄出去。他的照片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开始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邓肯。
　　
　　“你还在这里？”邓肯问。
　　
　　林卫国点点头。
　　
　　邓肯看着他，笑了：“你越来越像卡帕了。不是长得像，是那股劲儿。看见什么拍什么，拍完接着走。”
　　
　　林卫国也笑了：“跟你学的。”
　　
　　他们找了家咖啡馆坐下，聊了一下午。邓肯告诉他，他在美国《生活》杂志的工作越来越难做，编辑们只想要那些“有新闻价值”的照片，不想看那些普通人的脸。
　　
　　“他们不懂，”邓肯说，“那些普通人的脸，才是真正的战争。”
　　
　　林卫国没有说话。他看着窗外，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西贡人。他们有的挑着担子卖菜，有的骑着自行车上班，有的坐在路边喝茶。看起来和任何城市的人一样。
　　
　　但他知道，他们活在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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