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神器归宗 第五章：巴黎的曙光 (第2/2页)
林薇指着“文明之心”“未知推演模块”刚刚更新的一个**险关联提示：“系统基于最新情报，将‘普罗米修斯’的勘探坐标、‘貂蝉’项目历史目标区域、大英博物馆可疑藏品描述、《山海经·大荒北经》部分晦涩地理指向，进行了概率叠加分析。生成的热点图显示，在北极圈边缘、东西伯利亚某处，存在一个‘多重线索汇聚’的高概率异常区。系统评估，该区域存在‘非自然或超常古代活动痕迹’的可能性，已提升至需要严肃关注的阈值。”
“他们可能找到了什么，或者相信他们找到了什么。”陈思源沉声道。文物归家的荣耀之路旁，那条通往历史与未知迷雾的幽暗小径，似乎正变得越发清晰，也越发令人不安。曙光与暗流，在这一刻，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交织并行。
【历史闪回线】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亚洲部。
刚刚从中国运抵的一批新“收购”的文物，正在开箱登记。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博物馆的年轻研究员保罗·佩利奥（PaulPelliot），他正是几年前从王道士手中获取大量敦煌精华写本的伯希和的同事兼竞争者。此刻，他正小心翼翼地将一件宋代龙泉窑青瓷花瓶从填满木屑的箱子中取出。
“小心，佩利奥先生！”旁边的助手提醒。
“我知道，亨利。”佩利奥全神贯注，将花瓶放在铺着绒布的桌上，就着窗户透进的天光仔细端详。釉色青翠如玉，冰裂纹自然天成，器形优雅端庄。“完美……典型的南宋官窑器。据说来自清宫旧藏，是那位太监总管为了筹款‘孝敬’上司，偷偷卖出来的。”他的语气带着一种混合了欣赏、占有欲和淡淡优越感的复杂情绪。
他拿起登记册，用流畅的法文记录：“编号：MG1910-045。物品：中国瓷器，龙泉窑青釉弦纹瓶，南宋（12-13世纪）。来源：购自北京古董商卢芹斋（C.T.Loo），据称原为清宫收藏。状态：完好。备注：釉色典型，具重要研究价值，补充我馆宋代陶瓷收藏序列。”
登记完毕，他示意助手将花瓶送往库房。接着，他又打开另一个较小的箱子，里面是几卷书画。他展开其中一幅，是一幅明代浙派画家的山水立轴，笔力雄健，但保存状况不佳，有多处破损和霉点。“这个需要尽快送修复室，”他对助手说，“东方绘画的修复和我们欧洲油画不同，需要专门的技艺。好在我们现在有从中国请来的工匠……虽然他们未必理解这些画作的真正艺术价值，但手艺还行。”
他的话语中，不经意间流露出那种当时普遍存在于西方东方学家中的心态：他们是这些东方艺术“真正”的鉴赏者和拯救者，而原产地的工匠或学者，往往被视为技术执行者或提供原始材料的“当地人”。
这时，博物馆的另一位资深研究员，埃马纽埃尔-爱德华·沙畹（ÉdouardChavannes，法国著名汉学家）走了过来。沙畹年纪较长，学术声誉更高，对中国的态度也相对更加复杂和带有一定敬意。
“佩利奥，新到的货色？”沙畹看着桌上的书画。
“是的，教授。一批不错的东西，虽然品相参差不齐。”
沙畹拿起那幅山水画看了看，又看了看登记册，微微皱眉：“卢芹斋……这个人，生意做得很大。很多东西来路未必那么清晰。我们要尽可能记录来源，为了学术，也为了……嗯，后世可能的考据。”他话没有说完，但佩利奥明白他的意思。沙畹对当时中国文物流失的速度和方式，内心并非毫无矛盾。
“我明白，教授。”佩利奥应道，“但您也知道，现在中国很混乱，皇宫里、贵族家里、寺庙里……好东西不断流出来。如果我们不收，别人也会收，比如美国人、日本人，或者更糟的，落入那些只为了转手牟利的商人手里，那才是真正的损失。至少在这里，它们能得到保护和研究。”
这是当时许多西方博物馆和收藏家为自己行为辩护的典型逻辑：混乱的中国无法保护自己的遗产，西方“文明”的机构是在进行“抢救”。这种逻辑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加剧了中国的混乱与贫困，从而为文物外流创造了条件；也忽略了他们获取这些文物时，往往利用了这种混乱和信息的极度不对称。
沙畹沉默了片刻，没有直接反驳，只是说：“尽可能做好记录吧。另外，伯希和从敦煌寄回的那些写本，编目进展要加快。斯坦因在英国已经发表了不少东西，我们不能落后。敦煌学，将会是一门显学。”他将话题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竞争。
佩利奥点点头，内心燃起斗志。在吉美博物馆的库房和研究室里，来自东方的瑰宝被小心保管、精心研究，催生着西方的汉学、艺术史和宗教学知识生产。学者们沉浸在发现的喜悦和学术竞争的激情中，而文物流失背后的民族伤痛与原属国的文化权利，则被淹没在“学术至上”和“文明使命”的话语之下，成了历史背景中一抹模糊而遥远的阴影。
一个多世纪后，当协议的签署仪式在修复中心举行时，那些曾在此工作、争论、研究的学者们早已化作尘土。但他们当年经手、登记、研究过的器物，将跨越时空，踏上归途。历史似乎完成了一个曲折的循环，只是主导循环方向的力量，已然彻底改变。沙畹当年那未竟的、关于来源记录的提醒，在今日成为了法律和道义追索的关键依据；而佩利奥那“抢救保护”的自信，则在新时代的文明自觉与国际关系重构中，显露出其历史局限性与需要被修正的侧面。
巴黎的曙光，既照亮了文物归家的路，也照亮了这段复杂历史中，需要被不断反思和超越的认知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