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断剑重铸 第八章:暗处的毒刺 (第2/2页)
赵海川脸上露出一丝赞许:“思路正确。政策层面已经在调整。接下来,我们会协同宣传、文化、教育、网络安全等多个部门,启动‘文脉守护’专项行动。一方面,支持正面创作和精准传播;另一方面,依法对这批有组织、有境外背景的文化渗透和历史虚无主义攻击进行系统清理。你们的‘文明之心’,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识别攻击模式、评估影响、乃至生成反制策略的重要工具。但前提是,它必须绝对安全。”
他指着屏幕上那几个最亮的红色节点,语气转冷:“而当前的优先任务,是拔掉这几颗最毒的‘钉子’。我们已经掌握了部分关键人物和资金链证据。他们以为躲在‘学术自由’、‘文化保护’的盾牌后面就很安全。是时候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境内,利用历史和文化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是触犯法律底线的行为。无论是‘满遗’的复辟幻想,还是境外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都不会得逞。”
陈思源感受到一种凛然的气势。他明白,这场“断剑重铸”的斗争,已经深入到文明存续最核心的领域——记忆与认同的战场。这里没有硝烟,但其凶险程度,丝毫不亚于真刀真枪的对抗。
【历史闪回线】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夏,直隶(今河北),清军大营与八国联军占领区交接地带。
夜色掩盖了白日的血腥与焦土,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硝烟、尸臭与绝望的味道。一支穿着清军号衣、却行动诡秘的小队,护送着几辆覆盖严实的马车,悄然穿过残破的村庄,驶向联军控制的天津卫方向。带队的是个留着八字胡、眼神精明的武官,名叫佟佳·裕禄,出身正黄旗,是端郡王载漪的心腹。
马车里装的不是军火粮草,而是几十口沉甸甸的大木箱。箱子里,是联军攻破北京、四处劫掠时,部分清廷官员、王公贵族趁乱从皇宫、王府乃至民间富户家中“抢救”或干脆浑水摸鱼得来的珍宝——古籍字画、玉器瓷器、金佛珠宝……他们不敢,也不愿这些“祖宗宝贝”全落入洋人之手,但又慑于联军的武力,更抱着“结好洋人、以图后计”的心思,决定用这批财物,与联军做一笔交易。
裕禄的使命,就是代表载漪等顽固派王公,与联军(主要是俄军和法军)的指挥官接头,用这些文物珍宝,换取联军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后,继续支持他们、打击义和团残余以及帝党“维新”势力的承诺,甚至希望借洋人之手,清除朝廷内部的异己。
在天津郊外一处被俄军临时占用的庄园里,昏暗的煤气灯下,裕禄见到了俄军指挥官和一名法军上校。箱子被逐一打开,在灯下泛着诱人的光泽。俄军指挥官拿起一只乾隆年制的珐琅彩花瓶,粗大的手指摩挲着细腻的釉面,眼中露出贪婪。法军上校则对一卷唐代敦煌写经(不知何时已从宫廷流出)更感兴趣。
“尊敬的将军们,”裕禄操着生硬的、夹杂满语词的官话,脸上堆着谄媚的笑,“这些,是我家王爷和几位大人对贵军维持秩序、保护皇宫(实则劫掠最凶)的一点心意。我家王爷希望,在太后和皇上回京之后,贵国能……继续支持朝廷正统,对那些煽动叛乱、离间朝廷的乱党贼子(指主张改革或同情义和团的官员),予以必要的……关注。”
翻译将他的话转述。俄军指挥官哈哈大笑,用力拍着裕禄的肩膀:“没问题!朋友!朝廷是我们的朋友,太后和皇帝也是我们的朋友!那些义和团,是魔鬼!那些想改变祖制的人,也不安分!我们俄国,还有法国,都支持稳定的、友好的清政府!这些礼物,我们收下了,友谊长存!”
法军上校则更直接地抽出一份文件,上面列着一些在京官员和士绅的名字,有些后面打了勾,有些画了叉。“这些人,我们调查过。打勾的,是可以合作的;画叉的,是思想危险、需要提防甚至处理的。希望王爷回去后,能‘酌情办理’。”
裕禄接过名单,快速扫视,心中凛然。上面有些名字,是平时与载漪不和或主张向洋人妥协不够的官员。他明白,这不是请求,而是指令,是洋人借清廷之手清除异己、进一步控制中国政局的阴险手段。但他不敢违逆,连忙点头:“一定转达,一定照办!”
交易在肮脏的夜色中完成。清廷的官员,用劫后残存的国宝,去向入侵者换取政治支持和对内镇压的默许。马车空着返回,载着的是更加沉重的屈辱和更深层的危机。
几乎在同一时间,北京城内,另一场交易也在进行。一些京城古玩店的老板、掮客,正穿梭于联军驻地与残存的王公府邸之间,充当中间人,将联军士兵零星抢来、又不识价值的文物古籍(如碑帖、善本、文书档案),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再转卖给识货的洋商、或囤积居奇。更有甚者,一些替联军做事的华人仆役、通事,偷偷将一些珍贵的小件文物塞进怀里,带出营区,流入黑市。
文明的瑰宝,在国破家亡的惨祸中,不仅被明火执仗地抢劫,更在权贵的私心、奸商的贪婪、和底层生存的无奈中,被无声地切割、贩卖、流失。这场掠夺,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洗劫,更演化成一场对华夏文明记忆的系统性拆解与廉价抛售。
联军用抢来的财物充实国库、装点博物馆;清廷顽固派用文物换取苟延残喘和维护特权;中间商和投机者赚得盆满钵满;而文明的真正主人——中国的百姓和后世子孙,失去的则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无数记忆凭证。
佟佳·裕禄不会知道,他今夜送出的某些古籍里,可能就夹带着关于“隐屿”的只言片语;那些被廉价卖掉的文书档案中,或许就有沈怀瑾苦苦寻找的线索。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整体性的文明防线崩溃时,其内部最珍贵的记忆碎片,往往会在混乱中被各色人等出于各种目的,无情地抛售、湮灭或扭曲。
这种内部的勾结与出卖,与外部侵略者的刀枪相比,对文明肌体的侵蚀往往更为隐蔽,也更为致命。因为它腐蚀的是守护文明的意志,离散的是凝聚人心的认同,让文明的防御从内部出现裂痕,直至最终崩塌。
一个多世纪后,当赵海川在屏幕上追踪那些试图从内部裂解华夏文明认同的“暗毒”时,其手段或许更加精细、包装更加“文明”,但其内在的逻辑——利用内部矛盾、勾结外部势力、以牺牲文明长远利益换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却与那个屈辱的夏夜,有着某种可悲的承续性。
清除外部的明枪不易,识别并拔除内部的暗刺更难。而这,正是“断剑重铸”道路上,必须面对的另一重残酷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