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一章：范式之争 (第2/2页)
柯林斯的发言，条理清晰，直指华夏学派方**的核心软肋——对自身传统文献系统的批判性不足，以及跨文明证据链的绝对严谨性要求。他的话语赢得了台下不少西方学者，甚至部分亚洲学者的点头或低声赞同。会场内支持华夏学派和坚持传统西方范式的两派观点，第一次在如此高规格的国际平台上形成了尖锐的对峙。
陈思源面对柯林斯的质疑，并未露出愠色，反而在对方发言结束后，要求再次简短回应。
“感谢柯林斯教授的深刻质疑，这正是学术对话的价值所在。”陈思源平静地说，“关于文献批判，我们完全同意。研究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利用现代数字人文方法，对华夏古籍进行大规模的版本校勘、异文分析与编纂语境还原，并非全盘盲信。但批判的起点，应是文献本身，而非预先假设其‘必然为权力虚构’。关于基因证据，我们强调的是‘连续性’这一客观现象，并寻求与文献、考古证据的互证，而非简单的基因决定论。至于流散文献，柯林斯教授要求完整的传播链证据，这很合理。这也正是我们下一步国际合作研究的重点。但与此同时，”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全场，“当我们审视某些被奉为西方古典文明基石的巨著时，是否也曾以同样苛刻的标准，追问过其羊皮纸来源、抄写员网络、以及从‘湮没’到‘重新发现’之间那漫长的、缺乏实物证据的空白期？”
他没有直接点名，但所指不言自明。会场内响起一阵压抑的嗡嗡声。许多学者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在含蓄地将质疑的矛头，反向指向西方自身的古典学术传统。
研讨会的第一场交锋，就在这样表面礼貌、实则刀光剑影的氛围中暂告段落。争论没有结果，但战线已经清晰划下。华夏学派不再满足于在自家院子里梳理记忆，而是正式踏入了全球文明史阐释权的争夺场。这场“范式之争”，才刚刚开始。
【历史闪回线】
西汉，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前后，长安，天禄阁（或石渠阁）。
夜色深沉，天禄阁内却灯火通明。数十支巨大的牛油蜡烛在铜灯架上燃烧，将堆叠如山的简牍、帛书映照得一片昏黄。空气里弥漫着竹木、皮革、墨汁以及淡淡防蠹药草的气味。
司马迁跪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案后，已经保持这个姿势近两个时辰。他年近五十，面容清癯，因为常年伏案和内心积郁，背已微微佝偻，但那双眼睛在烛光下却亮得惊人，仿佛燃烧着无形的火焰。
他面前摊开着一卷刚刚謄写好的《史记·货殖列传》部分草稿，旁边是数十卷从各地征集来的旧档、谱牒、地方计书以及前朝零散记载。他左手按着竹简，右手握着一支小笔，时而疾书，时而停顿，眉头紧锁，不时拿起旁边的旧简对比，或用刀笔刮去刚刚写下的字句。
一个年轻的书记官（令史）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为他换上一盏热汤，低声提醒：“太史公，夜已深，明日再校不迟。”
司马迁恍若未闻，目光死死盯着简上一行字：“……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这是他从一份残缺的秦代地方褒奖令中摘录的。
但他手中另一卷来自蜀郡的民间杂记残简，却隐约提到这位“清”的家族，似乎与当地某次大规模征发民夫开采丹砂（朱砂，可作颜料和药剂）引发的骚动有关，细节模糊，语焉不详。
哪个更近真实？是官方褒奖的“贞妇守业”，还是民间隐约传言背后的可能纠葛？司马迁的笔尖悬在半空。
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游历天下的经历。在会稽，探禹穴；在九疑，窥舜葬；在沅湘，观屈原所自沉渊；在齐鲁，观孔子遗风……他亲眼见过古战场的残迹，听过老人传唱的古歌谣，触摸过断裂的碑碣。那些鲜活的地方记忆，常常与宫廷收藏的正式史册记载有所出入，甚至截然相反。
修史，尤其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岂能仅仅照搬旧档、堆砌褒贬？必须考信，必须折中，必须在纷繁甚至矛盾的记载中，尽力逼近那个已然消逝的“真实”。哪怕这个真实，有时并不光彩，甚至触碰忌讳。
他想起了父亲司马谈临终的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想起了自己因李陵之事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与发愤著书的决绝。个人的生死荣辱，在历史长河前何其渺小。但若因畏惧或懈怠，让历史的真相被掩盖、被扭曲，那才是最大的失职。
他最终没有删去“巴蜀寡妇清”的记载，但提笔在旁边，用极小的字加了一行注：“或云其业起于时势，亦未可知。”留下了存疑的痕迹。
他继续工作，校勘《匈奴列传》中关于冒顿单于“鸣镝弑父”的细节，对比来自边关戍卒口述的版本与宫廷旧档；核对《河渠书》中关于郑国渠修建过程的各类工程记录与民间传说……
烛泪堆积，夜枭啼鸣。
这是一个史官，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与传闻中，试图打捞真相碎片、构建历史脉络的孤独夜晚。他没有现代科学手段，只能依靠有限的文献比对、实地查访的见闻、以及一颗追求“实录”的虔诚之心。
他所开创的纪传体通史，不仅是一种体裁，更是一种态度：历史应由人的活动构成，应尽可能多元地呈现不同的声音和侧面，应在严谨考据的基础上敢于“成一家之言”。这种发端于华夏文明早期、将历史书写本身视为一项严肃求真事业的传统，正是后世面对任何历史叙事时，可以回溯的精神源头之一。
千年之后，当另一群学者在杭州的会场里，为自己的文明辩护，并质疑其他文明的叙事时，他们所倚仗的，除了新的科技证据，骨子里依然延续着这种源自司马迁时代的、对“信史”的执着追求。只是战场，从长安的天禄阁，扩展到了全球文明的宏大图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