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血脉记忆 第十三章：记忆的棱镜 (第2/2页)

林薇揉了揉眉心：“技术手段上，我们可以立即在那个单元加上更醒目的‘信息推定性说明’，并提供一个通道，让任何有类似关切或信息的家庭可以与我们联系，共同核实或修正。但撤下单元……我认为不妥。这不仅仅关乎一个‘福根’，而是关乎我们对待所有无名受难者的基本态度。如果我们因为一个潜在的身份争议就退缩，那么无数其他根本无法找到后人的无名者，他们的记忆空间岂不是更加脆弱？”
　　
　　项目组最终决定，坚持单元开放，但立即升级告知和沟通机制，主动联系杜律师及其客户，邀请他们提供更多家族信息以供研究参考，并明确表示“记忆库”的初衷是纪念与铭记，而非定论，所有信息都将在新证据出现时持续更新修正。同时，加强公众宣传，解释“记忆库”作为历史研究与公共记忆平台的探索性质及其面临的复杂伦理考量。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苏联军事法庭。
　　
　　庄严而略显陈旧的法庭内，正在进行一场被称为“伯力审判”的特别庭审。被告席上，坐着包括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塚隆二、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等十二名日本战犯。他们被指控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
　　
　　法庭上，苏联检察官出示了相当数量的证据：包括部分被苏军俘获的731部队成员（如川岛清）的供词、从中国东北部分遗址搜集到的物证（破损的器材、防护服、实验动物笼舍残骸等）、以及一些书面文件残片。供词中详细描述了731部队的组织结构、细菌武器的研发、活体实验的进行方式，乃至在中国多个地区实施细菌战攻击的企图和部分行动。
　　
　　山田乙三等被告在证据面前，基本承认了指控的事实。审判最终判处山田乙三、梶塚隆二等人二十五年至不等的劳动改造徒刑。
　　
　　然而，这场审判在国际上却并未引起预期范围的关注和认可。西方主流媒体普遍持怀疑或冷淡态度，指责审判是“苏联的政治宣传”，“证据可能来自刑讯逼供”，“缺乏独立的国际观察”。更重要的是，美国由于已经通过“镰仓计划”等秘密交易获得了731部队的核心数据和人员合作，出于冷战对抗和维护自身获取资料“合法性”的考虑，刻意淡化甚至贬低伯力审判的意义，并在其主导的东京审判中，极力阻挠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深入追究。
　　
　　在伯力审判的旁听席上，坐着几位中方派出的观察员和防疫专家，其中就包括那位在哈尔滨领导调查的陈主任。他们认真记录着庭审的每一句话，心中却交织着复杂的情感。
　　
　　一方面，看到这些战犯在法庭上认罪，听到那些骇人听闻的罪行被公开揭露，他们感到一种迟来的正义感。苏联方面的工作，毕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固定了一部分重要证据，让世界听到了731部队这个名字。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审判的局限性：证据主要依赖战俘口供和苏方单方面搜集的物证，许多最核心的实验记录和原始数据不在其中；审判由苏联单方面进行，法律程序和证据标准与国际主流存在差异，易被攻击；最重要的是，最关键的元凶石井四郎等核心人物，以及他们带往美国的庞大资料库，完全缺席。
　　
　　休庭期间，陈主任与一位苏方联络员交谈。联络员略带自豪地说：“我们让这些法西斯分子在法庭上低下了头，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司法的力量。”
　　
　　陈主任点点头，但谨慎地补充：“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但要让全世界，特别是那些目前对我们抱有偏见的国家，真正相信并正视这段历史，我们还需要更多……更坚实的、来自犯罪现场本身的、多元交叉的证据链。尤其是，需要来自中国受害者和中国调查者自己的声音和证据。这场审判是镜子的一面，而我们，需要找到更多的棱镜，才能让光线照亮历史的每一个角落。”
　　
　　苏方联络员若有所思。
　　
　　伯力审判如同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头，在当时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下，未能激起应有的涟漪。但它毕竟留下了记录，打破了沉默。对于中国调查者而言，它既是一种鼓舞，也映照出前路的艰难：历史真相的彻底厘清，不仅需要战胜施暴者的销毁和隐瞒，还需要穿透冷战意识形态的迷雾，更需要自身建立起坚实、系统、无可辩驳的证据体系。这条路，注定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