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血脉记忆 第六章：未烬的薪火 (第2/2页)

档案附有根据王奶奶描述和当时学生典型相貌生成的面部模拟复原图，以及基于其母校残存档案推断的学业记录片段。虽然大部分细节仍需考证，但一个模糊的、曾经鲜活的生命轮廓，从历史的黑洞中被艰难地勾勒出来。
　　
　　林薇团队决定，在获得王奶奶及其家人同意，并经过严格的心理评估后，于遗址陈列馆旁一个僻静角落，举行一次极小范围、不公开的纪念仪式。没有媒体，没有繁文缛节，只有王奶奶的直系后人、研究团队成员和少数特邀的心理支持专家。
　　
　　仪式上，王奶奶的孙女轻声念诵了根据有限信息写就的纪念文。没有激昂的控诉，只有平实的叙述：“……他曾是一个爱读书的少年，喜欢看地图，想象山那边的世界。他本该有长长的一生，或许会成为教师、工程师，或者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杂货铺老板，娶妻生子，在平凡中老去。但这一切，在1942年秋天某个下午，被粗暴地截断了。他变成了一个编号，埋没在无数编号之中。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唤起仇恨，而是要记住，他曾经来过，他有一个名字，他本该有的人生被夺走了。我们记住他，就是记住那场罪恶对所有平凡生命的践踏。记住，是为了不再重演。”
　　
　　一块小小的、刻着“纪念所有无名受难者”和“王振海（1926-1942？）”字样的素色石碑，被安放在仪式角落。这石碑不会公开展出，它只存在于参与者心中，以及“血脉记忆”工程的加密档案里。
　　
　　对林薇而言，这标志着她们的工作进入新阶段：从证据搜寻，转向个体生命史的复原与尊严的追认。这工作更细腻，更耗心力，但或许，也更能触及“记忆”的本质——记忆不是关于数字的，而是关于人的。
　　
　　【历史闪回线】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9月，湖南浏阳山区。
　　
　　秋雨绵绵，山路泥泞。但在密林深处一处废弃的炭窑旁，却聚集着上百号人。他们大多是附近的矿工、窑工、破产农民和走投无路的流民，衣衫褴褛，面有菜色，但眼中燃烧着一种决绝的光芒。人群中，也混杂着几个穿着学生装、剪了短发的年轻人。
　　
　　站在一块大石上讲话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名叫龚春台的汉子。他原是个武秀才，因不满官府盘剥和洋人欺压，秘密加入了洪江会（哥老会分支）。此刻，他挥动着拳头，声音因激动而沙哑：
　　
　　“……乡亲们！工友们！这世道还有活路吗？朝廷把咱们的血汗钱拿去赔洋人，官府变着法子加捐加税，地主老财趁机盘剥，洋人开的厂子把咱们当牲口使！去年萍乡的兄弟，被镇压了，血流成河！可咱们不反，就有活路吗？饿死是死，累死是死，被官府逼死也是死！横竖都是死，为什么不反他娘的！搏一条生路出来！”
　　
　　底下的人群骚动起来，响起压抑的附和声。
　　
　　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跳上旁边稍矮的石头，他叫蔡绍南，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盟会会员。他的语调更文雅，但同样充满激情：
　　
　　“龚大哥说得对！但咱们不光是为了一口饭吃！咱们是要建立一个新国家！没有皇帝，没有贪官，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孙文先生在海外创立同盟会，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满清朝廷，已经烂到根子里了，它只会卖国求荣，压榨百姓！咱们要自己当家做主！”
　　
　　“对！自己当家做主！”人群的呼声高了起来。
　　
　　“可是……就凭咱们这些人，这几条破枪，能成事吗？”一个老矿工忧心忡忡地问。
　　
　　龚春台大声道：“咱们人不少！萍乡、浏阳、醴陵，多少兄弟早就憋着一肚子火！只要点起火头，必成燎原之势！再说，”他压低声音，“孙先生那边，还有日本国的志士，答应支援咱们军火！”
　　
　　蔡绍南补充：“我们还有这个！”他举起一叠油印的传单和一本小册子，“这是《革命军》，这是《猛回头》！把这些道理讲给更多乡亲听！让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反！人心齐了，泰山都能移！”
　　
　　雨水打湿了传单，但上面“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的字迹，依然清晰刺目。
　　
　　与此同时，数千里外的北京，紫禁城深处。慈禧太后正召见刚刚从欧美日本考察宪政归来的“五大臣”——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殿内气氛微妙。
　　
　　载泽跪奏：“……奴才等遍历各国，见其立宪政体，君权虽稍受限，然国势日强，民情安定。日本行宪不过三十年，竟能败我大清、胜俄国，其效昭然。恳请皇太后、皇上，仿行宪政，以定国是，而安人心。”
　　
　　慈禧半阖着眼，缓缓拨动佛珠：“立宪……立了宪，这天下，还是爱新觉罗家的天下吗？”
　　
　　端方连忙磕头：“皇太后明鉴！立宪乃保君权、固国本之上策。宪法大纲，仍可明定君上大权。且行宪可平息海外乱党‘专制’之诬，安抚国内维新之望，实为两全之策。”
　　
　　慈禧沉默良久。她想起刚刚镇压下去的“乙巳之变”（指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事件），想起各地层出不穷的“乱党”活动，想起越来越难筹措的庚子赔款……这个庞大的帝国，内外交困，风雨飘摇。
　　
　　“拟旨吧。”她终于开口，声音疲惫，“着成立‘考察政治馆’，筹议预备立宪事宜。总需……‘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
　　
　　一道“预备立宪”的诏令，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颁行天下。它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立宪派欢欣鼓舞，以为看到了和平改革的曙光；而革命派则嗤之以鼻，认为这是清廷拖延时间的骗局。
　　
　　无论是浏阳山雨中密谋起义的矿工和留学生，还是北京宫殿里权衡利弊的统治者，亦或是散布在全国各地阅读《革命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他们都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旧的时代，在勉强的修补和激烈的爆破中，发出最后的**。
　　
　　新的时代，在血火、论战、探索和无数普通人的生死抉择中，艰难地孕育着。
　　
　　地火已经点燃，正在地下奔涌，寻找着喷发的裂缝。
　　
　　而地面之上，残阳如血，照着一个古老帝国漫长而痛苦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