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重庆的笔 (第1/2页)

2025年4月12日，上午10时，重庆·南岸区某老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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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
　　
　　这是林征推开老年公寓大门时，第一个清晰的感觉。重庆四月的空气里，已经能嗅到长江水汽的湿润，混着这座山城特有的、略带腐朽的木质建筑气息。空气黏稠得像融化的麦芽糖，每一次呼吸都需要用力。
　　
　　他站在大厅里，看着四周。
　　
　　米黄色的墙壁，磨得发亮的水磨石地面，墙上挂着“五好公寓”的锦旗。几个老人坐在轮椅上，在走廊里缓慢移动，像搁浅的鱼。电视里正在播放抗日剧，枪炮声在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刺耳。
　　
　　“找周奶奶？在三楼，308。”前台护工头也不抬地说。
　　
　　林征道谢，走上楼梯。
　　
　　楼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式设计，很陡，扶手磨得光滑。墙上贴着“小心地滑”的黄色警示牌，字迹已经模糊。
　　
　　三楼。
　　
　　308房间。
　　
　　门虚掩着。
　　
　　他轻轻敲了敲。
　　
　　“进来。”一个声音从里面传来，很轻，但很清晰。
　　
　　推开门。
　　
　　房间不大，十五平米左右。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一把藤椅。窗户开着，能看到外面长江的一角，江水浑浊，缓缓东流。
　　
　　书桌前，坐着一位老人。
　　
　　很瘦，瘦得几乎只剩下骨架。穿着藏青色的棉布衫，头发全白，稀疏地挽在脑后。背微微佝偻着，但坐得很直。
　　
　　她正在写字。
　　
　　用的是毛笔，在宣纸上，一笔一划，很慢，很稳。
　　
　　林征站在门口，不敢打扰。
　　
　　老人写完最后一笔，放下笔，缓缓转过头。
　　
　　那是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像被岁月揉皱后又展开的纸。但眼睛——那双眼睛，依然清澈，明亮，像重庆冬日的江水，深不见底。
　　
　　“你是……林征？”老人问。
　　
　　“是。”林征点头，“周奶奶，您好。我跟您孙女联系过……”
　　
　　“知道。”老人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吧。我眼睛不好，你坐近点，让我看看你。”
　　
　　林征走过去坐下。
　　
　　老人仔细打量着他，目光像扫描仪，一寸寸地看。
　　
　　然后，她笑了。
　　
　　笑容很淡，但很温暖。
　　
　　“像。”她说。
　　
　　“像什么？”林征问。
　　
　　“像读书人。”老人说，“眼睛里有书卷气。我父亲也有这种眼神。”
　　
　　林征心脏猛地一跳。
　　
　　父亲。
　　
　　周文彬。
　　
　　那个在防空洞里，对七岁的女儿说“好好读书，把今天的事写下来”的校对员。
　　
　　“您……还记得您父亲？”林征问。
　　
　　“记得。”老人说，“记得很清楚。1940年8月19日晚上，我七岁，刚过完生日三天。”
　　
　　她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讲昨天的天气。
　　
　　但林征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空气里绷紧了。
　　
　　“那天晚上，”老人缓缓开口，眼睛望着窗外，“空袭警报响了。很刺耳，像猫被踩了尾巴。父亲抱起我，母亲拉着我的手，我们往防空洞跑。”
　　
　　“洞里很黑，人很多。空气很闷，像捂在棉被里。我害怕，哭。父亲说：‘敏敏不怕，爸爸在。’”
　　
　　“然后灯灭了。”
　　
　　老人停下来，深深吸了口气。
　　
　　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沉重。
　　
　　“在黑暗里，时间过得很慢。”老人继续说，“能听见周围人的呼吸，粗重，急促。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祈祷。”
　　
　　“后来，空气越来越稀薄。我开始头晕，想吐。父亲把我抱得更紧，在我耳边说：‘敏敏，如果爸爸睡着了，你不要怕。会有人来救你的。’”
　　
　　“我说：‘爸爸你不要睡。’”
　　
　　“他说：‘爸爸不睡。’”
　　
　　林征屏住呼吸。
　　
　　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听老人亲口说出来，那种冲击力完全不同。
　　
　　“然后呢？”他轻声问。
　　
　　“然后他真的睡着了。”老人的声音依然平静，“手慢慢松开，身体慢慢滑下去。我喊：‘爸爸！爸爸！’他没应。”
　　
　　“母亲也在旁边，已经没声了。”
　　
　　“洞里很安静，只有远处还有人在**。像地狱。”
　　
　　老人又停下来，看着窗外。
　　
　　江面上，一艘货轮缓缓驶过，拖出长长的浪痕。
　　
　　“我抱着父亲，他的身体慢慢变凉。”老人说，“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几分钟，可能几小时。在绝对的黑暗里，时间失去了意义。”
　　
　　“后来，洞门开了。有光进来，很刺眼。有人喊：‘还有活的吗？’”
　　
　　“我想喊，但发不出声音。只能举起手，挥了挥。”
　　
　　“有人把我抱出去。阳光很好，刺得眼睛疼。我回头看，洞里全是尸体，层层叠叠，像堆柴火。”
　　
　　她说得很平静。
　　
　　平静得让人心慌。
　　
　　林征感到胸口闷得难受，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您……”他艰难地开口，“您怎么……”
　　
　　“怎么活下来的？”老人转过头，看着他，“因为父亲最后那句话。”
　　
　　她指了指书桌。
　　
　　桌上，放着一个木盒子，很旧，漆都磨光了。
　　
　　“打开看看。”她说。
　　
　　林征走过去，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支钢笔。
　　
　　黑色的，笔身有几道划痕，笔帽上的金属环已经氧化发黑。
　　
　　“父亲的东西。”老人说，“他是个校对员，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这支笔陪了他十年，从报社到防空洞，最后到了我手里。”
　　
　　林征拿起笔。
　　
　　很轻，但在他手里，重如千钧。
　　
　　“父亲最后对我说：‘敏敏，要好好读书，把今天的事写下来。’”老人的声音第一次有了波动，很轻微，像风吹过琴弦，“我记住了。所以我要活着，要读书，要写字，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写下来。”
　　
　　“所以您……”
　　
　　“所以我读了书。”老人说，“孤儿院长大，国家供我上学。1953年考上大学，学中文。毕业后当了老师，教了一辈子书。退休后，开始写。”
　　
　　她指了指书桌旁边的一个纸箱。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个笔记本，牛皮纸封面，都用细绳捆着。
　　
　　“这是什么？”林征问。
　　
　　“是我写的。”老人说，“从1960年开始写，每年一本，写到去年。写那天的防空洞，写死去的父母，写重庆大轰炸，写战争中活下来的人。”
　　
　　“为什么……写这么多？”林征问。
　　
　　“因为要记住。”老人说，“父亲说‘把今天的事写下来’，不是写一天的事，是写一辈子的事。把战争带来的伤痛写下来，把活下来的愧疚写下来，把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人和事写下来。”
　　
　　她顿了顿，眼睛看着那支钢笔：
　　
　　“我今年九十二岁了。当年防空洞里活下来的人，我知道的，只剩我一个了。等我死了，那天晚上的记忆就真的死了。所以我必须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林征感到一种巨大的震撼。
　　
　　九十二年。
　　
　　从七岁到九十二岁，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去践行父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这不是悲壮。
　　
　　这是更坚韧、更持久的东西——像长江水，看似平静，但年复一年地冲刷着河床，在石头上刻下痕迹。
　　
　　“您……恨吗？”林征问了一个他问过很多次的问题。
　　
　　老人想了想。
　　
　　“恨过。”她说，“七岁那年，恨日本人，恨战争，恨所有让我失去父母的东西。”
　　
　　“后来呢？”
　　
　　“后来不恨了。”老人说，“恨太累，消耗太多力气。我要把力气省下来，用来记住。”
　　
　　“记住什么？”
　　
　　“记住那一天。”老人说，“记住防空洞里有多少人，记住他们的脸——如果我能看见的话。记住那种窒息的感觉，记住父亲最后说的话。”
　　
　　她看着林征，眼神清澈而坚定：
　　
　　“恨只能让人毁灭。记住，才能让人活下来——不仅是肉体，还有精神。”
　　
　　这话像一道光，照进林征心里。
　　
　　他一直以来的困惑，似乎在这一刻找到了答案。
　　
　　他为什么要写《山河故我》？
　　
　　不只是因为那些记忆纠缠着他。
　　
　　不只是因为愧疚。
　　
　　更是因为——要记住。
　　
　　要让那些逝去的人，在文字里重新活过来。
　　
　　要让后来的人知道，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
　　
　　“您……能给我讲讲吗？”林征从背包里拿出录音笔，“讲讲您写的那些。”
　　
　　老人点点头。
　　
　　她打开最上面的一本笔记。
　　
　　翻开。
　　
　　里面是用钢笔写的字，工整，娟秀，但能看出岁月的颤抖。
　　
　　“这是1960年写的第一本。”老人说，“那时候我二十七岁，刚当上老师。晚上睡不着，就爬起来写。”
　　
　　她翻到某一页。
　　
　　林征凑过去看。
　　
　　1960年3月12日，晴
　　
　　昨晚又梦见防空洞了。还是那片黑暗，还是那股闷热。父亲的手慢慢变凉，我怎么捂都捂不热。
　　
　　今天上课，教学生读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读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突然想起父亲。
　　
　　他收不到家书了。
　　
　　我也收不到了。
　　
　　字迹工整，但能看出，写的时候手在抖。
　　
　　林征感到鼻子发酸。
　　
　　“您……一直写这些，不会……太痛苦吗？”他问。
　　
　　“痛苦。”老人说，“但比忘记要好。忘记是对死者的背叛。我记得，他们就在我心里活着。”
　　
　　她又翻开另一本。
　　
　　1985年8月19日，阴
　　
　　今天是我五十二岁生日，也是父母遇难四十五周年。
　　
　　去较场口看了看，那里建了纪念碑。碑上有很多名字，但没有父母的。他们是平民，不是烈士，没有资格上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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