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晋王得辅翼 (第1/2页)
金殿一役，余波未平。皇帝下旨三司会审彻查“谶纬谣言”一案，如同巨石投入本已暗流涌动的深潭，激起千层浪。朝堂之上，表面波澜不惊，实则人人自危，暗地里的目光交错、私下里的打探串联，比往日更盛。萧瑀告病不朝，其门生故旧、姻亲盟友的府邸，一时间也门庭冷落了许多，仿佛都沾染了某种无形的晦气。与之相对，东宫左庶子于志宁、以及一些素来与王皇后一系（或曰太子一系）较为亲近的官员，腰杆似乎挺直了些许，虽然依旧谨慎，但眉宇间的凝重稍减。
李瑾的生活，在经历了一场近乎公开的朝堂搏杀后，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皇帝并未因他“大胆妄言”而加罪，反而责令他“协助查案”，这本身就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他在司经局的廨署，开始不时有品阶不一的官员“路过”拜访，或是请教“经义疑难”，或是谈论“朝中趣闻”，言语间不乏试探与交好之意。李瑾依旧秉持着谦逊低调的作风，对来访者客气有礼，但涉及朝政、谶纬案、乃至东宫之事，皆以“下官位卑，不敢妄议”、“案情未明，不敢揣测”为由，滴水不漏地应付过去。他知道，此刻不知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任何得意忘形或口风不严，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他将武曌提供的关于“谶书散页”的具体信息（如存放位置、大致内容、笔迹特征），以及郭老夫人处得来的关于“洛水石工”的线索，择其关键、隐去敏感来源后，写成一份详尽的条陈，通过正式渠道呈递给了主理此案的刑部侍郎（此人是长孙无忌的门生，素以刚正闻名，与萧瑀一系并不融洽）。条陈中，他着重强调了三点：一、谶文内容与古籍雷同，显系抄录拼凑；二、伪造者需有接触特定古籍的条件；三、“洛水古碑”子虚乌有，但“石工凿碑”之事或可追查。他并未在条陈中直接指向任何人，只是将线索和疑点罗列，交由三司判断。
与此同时，他通过李福和王掌柜，密切关注着萧氏外戚、“保和堂”以及那位太医署刘姓少监的动向。果不其然，风声鹤唳之下，对方开始有所动作。先是“保和堂”的坐堂郎中突然“回老家探亲”，铺子暂时歇业；接着，萧瑀府中传出消息，其一位掌管文书、与秘书省常有往来的远房侄儿，也“突发急症”，被送到城外庄园“静养”。那位刘姓少监，则表现得异常“勤勉”，主动请缨负责一批药材的检验入库，几乎整日泡在太医署的药库，似乎在刻意制造“忙碌”且“置身事外”的形象。
这些举动，在李瑾看来，更像是欲盖弥彰，急于切割、隐藏证据。他让王掌柜动用最隐蔽的眼线，盯紧那个“探亲”的郎中和“静养”的萧家侄儿，看他们是否真的离开长安，又去往何处。同时，他也提醒刘神威，留意太医署内，尤其是药库、档案房等关键区域，近日有无异常人员出入或物品变动。
谶纬案的调查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东宫的核心——太子李忠的病情，也在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或许是得益于王皇后的悉心照料和太医署的竭力维持，或许是太子年轻的生命力终究挣扎出了一线生机，进入正月后，太子的病情竟出现了转机。持续月余的低热终于褪去，身上的脓疮开始收敛、结痂，咳喘也大为减轻，虽然人依旧消瘦虚弱，精神不济，但已能偶尔在搀扶下坐起，进些清淡的饮食，甚至能简单说几句话。这个消息，无疑给愁云惨淡的东宫带来了一线曙光，也让皇帝李治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了少许。
李瑾借着“整理需太子静阅的经史摘要”之名，数次前往丽正殿外围请安，通过内侍的口，了解太子的点滴好转。他也将从刘神威处得到的、关于牛痘接种者（东宫第一批二十余人）全部顺利度过观察期、无人出现严重反应、且初步验证了对痘疮毒液有一定抵抗力的消息，以极为隐晦的方式，通过周尚宫递给了王皇后。他知道，此刻任何一点积极的信号，对皇后和太子都是莫大的安慰，也能增加他们面对后续风波的底气。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太子病情略有好转、谶纬案调查进入深水区时，一场新的风波，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将李瑾推到了皇帝面前。
这日，李瑾被皇帝紧急传召至两仪殿偏殿。殿内除了皇帝李治，还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一位身着紫袍、面容清癯、气质儒雅的中年官员——正是晋王李治的舅父，中书令柳奭。柳奭之女是太子李忠的生母，早逝，因此柳奭亦是太子外祖，属于铁杆的“太子党”，与王皇后关系密切。
气氛有些凝重。李治手中拿着一份奏疏，脸色阴沉。见李瑾进来行礼，他摆了摆手，直接将奏疏递给长孙无忌：“司徒，你也看看。萧瑀上的请罪疏，还有这份……‘澄清’奏报。”
长孙无忌接过，快速浏览，眉头微皱，然后递给褚遂良，褚遂良看罢，也是面色沉凝，最后传给了柳奭。柳奭看后，冷哼一声，将奏疏放在案上。
“李瑾，”李治看向他，声音听不出喜怒，“萧瑀上疏，自言管教不严，致其门下文吏（指那位‘静养’的侄儿）私窥秘书省藏书，抄录谶纬残篇，酒后失言，致使谣言流传，惊扰宫闱。其已将那文吏移交有司，自请罚俸、闭门思过。同时，他附上了一份洛阳县令的奏报，言已查实，洛水边确有游手好闲之徒，假扮石工，凿石嬉戏，并无伪造碑碣之事，所谓‘校尉所见’，乃以讹传讹。萧瑀自言，其门人孟浪，其督查不力，甘受陛下任何惩处，唯求陛下勿因宵小之辈之过，伤了君臣和气，寒了老臣之心。”
李瑾心头一凛。好一招丢卒保帅，金蝉脱壳！萧瑀这是要断尾求生了！将一切都推到“门下文吏”身上，而且只是“私窥藏书”、“酒后失言”，最多算是行为不检、疏于管教，与“伪造谶纬、诅咒东宫”的十恶大罪，差了十万八千里！至于“洛水石工”，更是直接定性为“游手好闲之徒嬉戏”，彻底否定了“伪造”的可能。这样一来，谶纬案最大的两个“物证”链条（谶书来源、古碑伪造）都被他轻描淡写地化解了，还摆出一副“勇于担责、顾全大局”的老臣姿态。这份请罪疏，看似请罪，实则为开脱，而且将了皇帝一军——若严惩，显得皇帝不念旧臣、小题大做；若轻轻放下，则此前大张旗鼓的三司会审，就成了笑话，谣言背后的真凶依旧逍遥，太子和皇后的委屈无处伸张。
“陛下，”长孙无忌缓缓开口，“萧相此疏，认错态度倒是恳切。只是……将如此重大的谣言风波，归咎于一门吏酒后失言，未免过于儿戏。那谶文拼凑工整，直指宫闱东宫，岂是醉汉胡言所能为？且其时间拿捏如此之巧，恰在太子病重、人心浮动之际，若说背后无人指使，老臣实难相信。至于洛阳之事，一纸县令奏报，恐难尽信。”
褚遂良也道：“长孙司徒所言极是。此案关乎国本，非同小可。仅凭萧相一疏，恐难服众。三司既已介入，当查个水落石出，方是正理。”
柳奭更是直接：“陛下！萧瑀此乃避重就轻，推诿罪责！其门人如何能轻易私窥秘书省禁书？又岂能恰好抄得与谣言契合之谶文？洛阳之事，更是疑点重重！臣恳请陛下，责令三司继续深挖，务必揪出幕后主使，还东宫、还皇后殿下一个公道！”
三位重臣，态度分明。长孙无忌、褚遂良主张继续查，但语气留有回旋；柳奭则态度强硬，要求彻查到底。显然，朝中支持太子与皇后的力量，不想就此放过打击萧瑀（及背后萧淑妃）的机会。
李治的目光再次投向李瑾：“李瑾，此案你最先揭露疑点，也最清楚其中关节。以你之见，萧瑀此疏，是实是虚？此案，当如何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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