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论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农轻重比例调整的撬动作用 (第2/2页)
苏曼舒瞬间笑了，眼角弯成月牙：“没问题！你放心，我肯定把数据再核对三遍，政策建议再磨磨，争取能上《经济研究》！”
“不止《经济研究》。”
许成军摊摊手：“这篇论文刚好解了‘农业怎么带工业’的燃眉之急，说不定能进《新华社内部参考》。”
他顿了顿，补了句让苏曼舒心跳加速的话，“明年gj农委开农业改革会，说不定会请你去做咨询——刘国广那篇《计划与市场》，就是这么出圈的。”
苏曼舒低头看着扉页上的两个名字，突然觉得手里的稿纸有了重量。
嚯！这俩名字还有点夫妻相嘞~
“我现在就去核对四川的纺织数据！”
她抓起公报往资料室跑，路过书架时还回头喊，“晚上我把修改稿给你看！”
许成军看着她的背影，笑着摇了摇头。
“看不懂！别找我！”
论文名——《论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农轻重比例调整的撬动作用——基于安徽、四川试点的实证分析》
——
北大。
此时未名湖已结了薄冰，博雅塔的影子映在冰面上，被夜风扫得微微晃。
经济学院女生宿舍302室，煤炉里的蜂窝煤烧得正旺，炉上搪瓷壶“咕嘟”冒着热气，壶嘴飘出的白汽裹着《清明》二期的油墨香，在暖融融的屋里打了个旋。
宋沅歌刚从图书馆回来，棉鞋上还沾着未名湖岸边的碎雪。
她们宿舍在北大很出名。
都是乐观开朗的性格，也都是长得貌美，被戏称为“五朵金花”。
虽然查建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我们追求的美，是能改变世界的力量。“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无论哪个年代都是人本能的自我追求。
她刚坐下，上铺的室友梁芳芳就探下头，手里举着本《清明》，声音压得低却难掩兴奋：“沅歌！《清明》看不看！今天一早抢的《红绸》下半部，我先翻了两页，李小曼和古大强那段，看得我鼻子都酸了！”
宋沅歌眼睛一亮，连忙放下手里的书。
《清明》创刊号第一期她在同学那借阅过，丁灵的作品依旧扎实，《天云山传奇》让人顿感惊奇。
但是最让她震撼的还是《撕不碎的红绸》。
作为北大大一的学生，也自认为读过不少书，但是这本在她心里是独一档的。
“那我先看会儿，你要看的时候随时找我！”
“诶呀！你先看，我这正好有点事~”
宋沅歌把杂志摊在桌上，炉光落在“许成军”三个字上，她捏着钢笔的手顿了顿。
她越过了其他作品，直接翻到了《红绸》。
初读时，她本想边读边做批注，可看着看着，笔就悬在了半空。
读到李小曼在电视台主持《生活之友》，穿广州进的西装套裙，手腕戴上海牌手表，镜头前笑盈盈教“西红柿炒鸡蛋”，转头却在后台对着镜子擦去眼角的泪——那泪不是为自己，是看到观众来信里提“古大强”三个字，她突然想起1978年新兵入伍时，古大强在月台上说“我等你回来”，风里都是甜的。
宋沅歌的呼吸慢了半拍，无意识地摸了摸桌角的搪瓷杯。
杯里的菊花茶早凉了，她却没察觉。
直到看到古大强在修鞋铺墙上贴李小曼的节目照片，每天修鞋时都看一眼，却再也没提过她的名字，宋沅歌捏着书页的指节突然泛白。
她读过太多战争，要么写英雄战死沙场，要么写恋人终成眷属，可许成军偏写“错过”。
不是不爱，是时代推着人走，走着走着就散了，像未名湖的冰，看着结实，底下藏着融不开的凉。
“怎么不说话？”
梁芳芳从上铺探出头，见宋沅歌盯着书页发呆，“是不是看到古大强那段了？我看到这，哭了半天，就不敢往下看了。”
宋沅歌摇摇头，把杂志往炉边挪了挪，借着更亮的光翻到阮文孝的章节。
当读到阮文孝被俘后问许建军“1965年你们帮我们打美国，现在为什么打我们”，她突然停下——
炉子里的煤块“噼啪”爆了个火星，她却像没听见，脑子里反复转着这句话。
之前读的战争，总把“敌人”写得面目模糊，可许成军笔下的阮文孝，会攥着母亲织的布包，会迷茫“为什么要开枪”，他不是“坏人”，是被时代裹着走的普通人，和许建军、黄思源没两样。
“原来战争不是非黑即白。”
宋沅歌在笔记本上飞快写，字迹比平时急了些，“阮文孝的迷茫，是.是没人想打仗，可命运推着人站在对立面。”
她想起自己之前写的短篇，总在“好人”“坏人”里划界限，此刻突然觉得格局小了，像在未名湖的冰面上走，不敢踩深了。
越往后读，她越觉得手里的杂志重。
看到黄母把黄思源的木梳放在箱底，每年晒被子时都拿出来擦一擦；
看到许建军带着酱菜坛子走在黄家村的路上，左肩的伤疤在阳光下泛红；
看到结尾“许念安拽着许建军衣角问木梳”，那句“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突然撞进心里。
宋沅歌的眼眶猛地热了，赶紧别过脸，怕梁芳芳看见，却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菊花茶，水洒在笔记本上，晕开了刚写的字迹。
“小心点！”
梁芳芳赶紧递过抹布，“这书你也能哭？我还以为你这种写短篇的，看什么都能挑出毛病。”
宋沅歌：“我就一小作家，还没发表几篇短篇，跟这种能写出这种恢弘大作的天才哪能比！”
梁芳芳：“有时候人比人气死人，他也才20岁，跟咱年纪一边大~”
“沅歌，我觉得你可以认识认识哦！你长得这么好看~以后我也有的吹，许成军对象是我室友~”
“什么啊！好好说话！芳芳！”
“你不行让周丽丽给你介绍一下~北医‘王熙凤’这么大的名声还能让她白得了？”
俩人笑闹一阵，又低头沉浸在世界里。
宋沅歌想起之前听中文系的同学说“上海有个年轻作家，把战争写活了”。
现在再读，多少有了点不一样的感受。
这不是写活了战争，是写活了战争里的人，那些会哭、会愧疚、会迷茫的人，不是符号，是能摸到温度的邻居、朋友、兄弟。
读到“钢枪可以保卫家园，却无法守护逝去的灵魂；红绸能够包扎伤口，却难以抚平心中的创伤”时，宋沅歌突然合上书，靠在椅背上，盯着煤炉里跳动的火光。她写了三年短篇，总困在“小情小绪”里，觉得写好一个人的悲欢就够了，可《红绸》让她看见——好的文学能装下时代的重量，能让小人物的故事映出大时代的褶皱，像未名湖的冰面，底下藏着整个冬天的故事。
“我想写长篇。”
她突然对梁芳芳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写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像许成军写《红绸》那样，不躲着苦难，也不丢了希望。”
梁芳芳愣了愣，随即笑了：“你总算想通了？之前谁说‘短篇才见笔力’的？”
宋沅歌没反驳。
《红绸》还摊在桌上，黄思源的木梳、古大强的修鞋机、阮文孝的布包，像在她眼前活了过来。
为什么《红绸》能让沪上读者排队抢购，能让北大的学生忘了夜寒？
因为许成军用文字告诉所有人：再宏大的时代，也是由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撑起来的；再残酷的战争，也藏着人性的微光。而这种“看见小人物”的能力，才是最难得的文学力。
夜渐深，煤炉里的火弱了些，宋沅歌却没觉得冷。
她把《清明》小心地放进书架，和《静静的顿河》摆在一起——之前她觉得肖洛霍夫写得够厚重，现在却觉得，许成军的《红绸》，多了份中国人独有的温软，像煤炉里的火，不烈，却能暖透整个冬夜。
她摸着笔记本上，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下次再写东西，要像许成军那样，把心放进文字里，让读者能摸到故事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