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章 争夺改革文学话语权 (第2/2页)
鲁迅文学奖颁奖仪式之后，“改革文学”的提法经由刘一民之口迅速在文坛刮了起来。各大报纸都开始刊登关于“改革文学”的评论，任何文学新思潮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口水战，“改革文学”也不例外。
有人在发表着对“改革文学”的见解，有人在攻击“改革文学”。文学界的偏佐派和惜春派对于“改革文学”的出现整体上都是乐见其成，毕竟算是中和了两派的意见。
文学界的报纸鼓吹的多，各地方的报纸批评的多。
“改革文学”是写现在的，就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各地的人和事儿。很容易引起当地的误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工作的批评。
要不然《津城日报》为什么要连着批评《乔厂长上任记》，谁让蒋子龙就是津城工厂的工人。
刘一民一下子接到了几十封约稿信，全都是想让他谈一谈对“改革文学”的见解，刘一民先提出，那肯定意见更重要。
此时刘一民就算是放个“改革文学”的屁，都能发表，这丝毫不夸张。
刘一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受到文坛如此喜爱。
几个燕京的文学团体邀请刘一民，都被他以学校课程繁忙给拒绝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写几个字。
《人民文艺》内，张广年找到刘一民，希望他在《文艺报》《人民文艺》和其他的报纸上，大胆地发表对于改革文学的意见。
“一民，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尽管文学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是众多作品的出现后而整体表现出来的一种风格。例如伤痕文学、左翼文学等等。
但这些文学思潮的发展，也是需要理论化的。你既然提出来‘改革文学’这个概念，就要大胆地表达你自己的见解，为‘改革文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和进行理论化尝试。现在你发表的评论，将会成为以后研究的资料。”
张广年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刘一民听完后，抿了一口茶说道：“您是想让我扛起'改革文学'的大旗来？”
张广年用手指敲着桌子，笑着看向刘一民，没有说话，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
过了一会儿张广年才说道：“这是文坛对你的期望，这也是我们对你的期望。”
张广年先是文坛，接下来是“我们”，这个“我们”可是有意思了，“我们”到底是谁？
刘一民没问，张广年自然也不会说，问明白了反而不好。
“说几句关起门来的话，你觉得伤痕文学已经没有未来了？”张广年思索片刻，又问出自己心底深处的问题。
他作为惜春派，伤痕文学的兴起与他密切相关，但跟刘一民交流，一直没有主动谈起过此类话题。当然，他知道，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对伤痕文学没什么好观感。
“我是这么认为的！”
“理由呢！”
“往日种种譬如往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算下来已经过去两三年了，跟十年比起来，已经过了三分之一，我们文坛总不能现在，将来一直批判这十年。
对于一些老同志和老张你来说，十年的经历对你来说刻骨铭心，但我们批判的目的是什么？是批判？还是前进？我觉得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前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一直批判下去，我们就一直没办法放下包袱。包袱已经批判没了，为了批判，就主动去找包袱批判，那符合事物发展的趋势吗？
以现在和将来的十年，批判上一个十年，又或者以二十年，批判上一个十年？改革是趋势，文学的发展，自然要跟着时代走。
新中国前，左翼文学大肆批判旧时代，到了建国后，开始进入十七年文学时期，讴歌新时代。我觉得，改革开放也是一个时间点，文坛要注意脚下，注意前方了。”
张广年仔细地听着刘一民的话，声音不断地在他脑海里回响。过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丝欣赏的微笑：“你的话，比你在领奖的时候讲的更尖锐，也够刺耳，不过掏一掏耳朵，没什么不好的。”
“颁奖的时候，我也想讲那么多，可惜就怕有些人听个声儿就跳脚了！”
张广年既然愿意这样说，加上刘一民对他的了解，索性将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同志们整体还是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的。你的文字很有灵性，要是进入作协工作对文坛好，但是对你个人未必是好的。”
张广年这话，也是对自己的总结。他晚年常常懊悔，文字被体制和公文所拖累，经常给周杨改公文，后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时发现缺失了年轻时的灵性。
接下来的时间里，刘一民接连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改革文学”的评论。
既能挣钱，又能争夺关于“改革文学”的话语权。话语权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却又确确实实的存在。
有时候你不争，也会有人想让你去争。
接下来刘一民在《文艺报》等报纸杂志上接连发了好几篇的“改革文学”评论。
《什么是改革文学？为什么改革文学将是下一个文学创作主阵地？》
《我们为什么需要改革文学？》
《‘乔厂长上任记’——改革文学的先锋之作》
《改革文学中关于‘歌颂’和‘批判’的立场问题》
《人民需要改革，读者需要改革文学》
一篇篇文学评论的发表，每一次都能引起热议。不少报纸看得干着急，约稿函发了一封又一封，最后都石沉大海。
约稿信没用，那当面堵门有用吧！燕大的宿舍，不少编辑都上门求稿，可惜刘一民同志脚底抹油，溜了，除了上课外，就住在了自己的四合院里。
倒是陈大志和李学勤搭了一辆快车，他们两个被退回的稿子，竟然神奇地在推销了数次之后推销了出去。
陈大志的稿子被《燕京晚报》给拿走了，李学勤的稿子则是被《广播电视报》拿走刊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