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0、战争与我不能沉默 (第1/2页)

关於战争这一人类这个物种身上近乎永恒的顽疾，它大概会直到人类这个物种彻底灭绝後才会一同逝去，亦或者等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迈入全新的阶段，战争这一顽疾或许便会随之消失。
　　
　　呼吁反战在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期其实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哪怕是到了後世，人们对於所谓的反战也是各有各的看法和见解，不过总得来说，反战在後世已经算是一种相对比较普遍的共识。毕竞很少有人会不想过上和平的日子。
　　
　　不过战争显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人类显然又善於遗忘，在各自心怀鬼胎、各有各的算盘的情况下，战争大概仍会发生，并且将继续发生。
　　
　　但这并不意味着反战不正确，某种意义上，人类大概就是在对那些美好的事物一次又一次的呼吁、对那些丑恶的事物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中，才能实现缓慢的上升。
　　
　　而在1853年的欧洲，人们对於战争的看法在口头上似乎普遍厌恶战争，但在精神上却可以说是接受甚至崇拜战争。
　　
　　理智上厌恶战争的原因，是欧洲在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後，普通民众对战争的残酷感到陌生与恐惧。自由贸易思想盛行，人们似乎相信商业纽带能让战争变得过时。
　　
　　不过问题在於，虽然才和平了几十年，但很多人已经觉得吃得太饱，该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做了。长达数十年的和平让许多人感到社会沉闷、物质主义泛滥。於是，战争在文学和哲学中被极度浪漫化，被歌颂为治癒民族「软弱病」的良药、男子气概的试金石。这种情绪在欧洲相当普遍，甚至不限於军人，其它阶层也相当热衷。
　　
　　所以总体来说，此时的人们并不真心厌恶战争本身。他们厌恶的是战败、混乱和持久战带来的破坏，但对於一场想像中能速胜、带来荣耀、净化民族的「正义战争」，主流社会可谓是充满向往的。真正坚定、从道义上彻底反战的声音，在这一时期恰恰是边缘的少数派。
　　
　　这种总体情绪无疑在後来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後果，不光是克里米亚战争，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将整个欧洲世界彻底打碎，整整几代人吞下了这一苦果，然後带来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当然，「正义战争」同样是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中一个古老而持久的命题，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一标准同样在不断变化，而按照後世的正义战争标准，那就是你显然不能在一个被入侵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呼吁反战。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从米哈伊尔的视角看来，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显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地缘政治利益而进行的一场狗咬狗式的「战争」，它的发动者是各国的统治阶级，而代价却需要底层的人民群众来承担。并且因各国军事体系的腐朽无能，酿成了惨重的人道悲剧。
　　
　　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民族主义情绪、帝国间的纷争与宗教势力交织在了一起对於土耳其人来说，参战是为了保卫他们衰亡中的欧洲帝国。面对俄罗斯以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徒为幌子而发动的侵略，他们必须予以反击，同时还可以藉此压制本国境内的伊斯兰和民族主义革命。英国声称其参战的目的是保护土耳其人免受俄罗斯的欺淩，但其实他们更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帝国，担心以後双方会在亚洲地区成为竞争对手，同时英国人还希望藉助这场战争推动其在奥斯曼帝国内的自由贸易和宗教影响力。
　　
　　对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给了他一个行动的机会，即使不能重拾他伯父拿破仑的辉煌，至少也可以让法国在境外重新得到尊重、提升影响力，或许还能重绘欧洲版图为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联盟，实现拿破仑的理想。
　　
　　沙皇尼古拉一世则要对克里米亚战争负最大责任，而他发动这场战争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登基二十七年给他带来了膨胀的虚荣与傲慢，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套强国应该如何对付弱小邻居的念头，同时他还严重误判了列强对俄罗斯举动的反应。
　　
　　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发动的是一场宗教战争，一场圣战，目的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沙皇把扩大俄罗斯版图当作自己的天赋使命，即使要与全世界作战，也要把自己的东正教帝国扩张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即便参战的各方都是各怀鬼胎，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给自己找上一些足够「正义」的幌子，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手段来发动普通民众，从而让他们痛快地走上战场，流血牺牲。
　　
　　英国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构建「恐俄症」，战前，英国媒体长期将俄国描绘成欧洲的野蛮威胁和文明的对立面。这样一来，英国参战的理由自然就是自由理应战胜野蛮，保卫文明。
　　
　　而法国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利用媒体巧妙地唤起公众对1812年拿破仑征俄失败的记忆，将克里米亚战争定义为「复仇之战」，成功燃起民族主义情绪。
　　
　　沙皇尼古拉一世则是宣称战争是为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将其定义为对抗穆斯林异教徒的「圣战」。这种「第三罗马」的使命感在笃信东正教的俄国社会底层极具号召力……
　　
　　倘若米哈伊尔以这种视角看待这场战争并且去做些什麽，那他注定什麽都得不到，还会惹来参战各国的统治阶级和大部分民众的反对。
　　
　　不过米哈伊尔本来就是出於道义而非利益才想去做些什麽的，但如果想要真正的做成一些事情，那麽切入的时机非常重要。
　　
　　如果能让《日内瓦公约》提前出现那就真的再好不过了……
　　
　　当然，关於如何在混乱的局势当中尽可能的推动这件事，米哈伊尔还在思考。
　　
　　至於《日内瓦公约》的意义，其伟大之处在於它承认战争是残酷的现实，但拒绝让残酷成为不受约束的藉口。这是人类良知的底线的一个体现。当然，签订条约和具体执行如何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有一定的约束总是要比没有强。
　　
　　而在1853年的1月份，米哈伊尔仍然在处理和交接一些事务。
　　
　　当时间来到如今这个时间点时，《野性的呼唤》这部作品的最後一期内容也已经刊登在了《新世界文学月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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