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3 担船过堰 (第1/2页)

其实郭邕想要引起张岱的关注，只凭前半部分针对管城的管理设想就足够了。哪怕一些观点还只是纸上谈兵、泛泛言之，但在思路上也有值得采纳的地方。
　　
　　至于最后加上的这一篇《功德纪闻》，对张岱而言则就有点过犹不及了。他所乐于结交的是有能力、有抱负且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却并不是给他大姨网罗摇旗呐喊、拼命造势的爪牙喽啰。
　　
　　或者说，这种事咱也可以干，听我安排行不行？
　　
　　这郭邕态度如此积极踊跃，无疑体现出其人性格里是有急于求成的一面，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益，底线设置的比较灵活。
　　
　　张岱刚刚不久前还在洛阳遭到了高承信的背刺，对于类似的性格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戒备的。
　　
　　不过话说回来，人至察则无徒，如果一个人性格不够伟岸无私，那便不与交流与合作，那这一辈子也休想有什么朋党、搞什么团队。
　　
　　包括高承信，虽然之前张岱在其家中将这家伙骂的狗血淋头，但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往来，只要彼此所掌握的资源能够互相成就，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之前翻脸那是因为这家伙做事没尺度，想要以小博大，偷偷带出王毛仲的女儿便想把张岱绑上他的车、一起对抗北门两家。
　　
　　可如果他能提出一个扶植张岱做北门老大、逐步取代王毛仲的计划，张岱自然乐得一起干。
　　
　　同理张岱如果天天带高承信逛青楼、给他性贿赂，再好的交情怕不是也得闹崩！
　　
　　因利益结合发展起来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各取所需。如果给予的和想要的不成对比，若还不翻脸，真当两口子过日子了？
　　
　　于是张岱将这篇《功德纪闻》暂且收起，针对郭邕所提出一些设想又给予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郭邕固然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由于本身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所以一些看法就过于的理想化，且过于琐细，考虑不到执行方面的成本和效率问题。
　　
　　张岱在这方面固然也没有太过丰富的经验，但在后世也有不少的认识积累，来到这个世界又受他爷爷的耳濡目染，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也都比较具体。
　　
　　唐代的政令和管理经验，在针对管城这种商贸经济过于繁荣的地区是不怎么适用的。在城市管理方面，单单一个宵禁制度就极大的压制了民间经济的活跃性。
　　
　　尤其隋唐上层统治者还有一个地域性的偏见，那就是不喜欢山东地区过于繁华，以至于衍生出许多自相矛盾的操作。
　　
　　隋文帝因恶汴州殷盛，派遣官员大加整顿，禁游食、抑工商，对于船户、侨人等脱产者勒为聚落、逐令归本，罔顾此境所拥有的地理优势，一味呆板的执行重农抑商策略。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的交流融合，但同时也非常警惕、不希望河南地区出现大的经济聚落，一度撤掉汴州以郑州领管。
　　
　　统治者们警惕地方的发展，但人民群众总能找到正确的方向，隋末瓦岗军便依托汴渠实力快速发展壮大，并攻占沿途的黎阳仓等重要据点。
　　
　　唐代对于河南地区的发展同样是比较矛盾纠结的态度，这种纠结体现在各种政策性的改革往往主动性不高，都是在现实需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被动的做出一些调整改变。
　　
　　这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张岱去年上书的漕运改革，漕运改革必然要牵涉到运河沿岸人力物力向着效率化进行调整，释放一定的民间活力。
　　
　　但是漕运真的有必要改的那么有效率吗？
　　
　　在此之前是没有必要的，江淮租物早一天、晚一天运来区别也不是很大，反正京中公卿都能吃得脑满肠肥。至于运河上忙碌的那些船工丁役们，三个月的活儿给他们改成两个月，剩下的一个月怎么安排？
　　
　　可是在封禅结束之后，北方的各类积储消耗一空，再加上天灾给北方生产造成的破坏，已经变成等米下锅的状态，那江淮物资自然运的越快、运的越多就越好！
　　
　　这是大唐政治一个基本的运行逻辑，了解了这一点再去探讨各种政令变革才有意义。
　　
　　很多不合时宜、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政令并不是因为当权者愚蠢迟钝，而是没有必要改的太好，一旦各种社会力量过度的活跃，对统治系统本身就会造成不小的冲击。
　　
　　由此再来看管城的管理，自然处处都透露出不合理的地方，固然商贸氛围浓厚，钱货汇集、买卖频繁，但城池的管理却是一种非常低效的状态，资源的分配也充满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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