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庚午新制（上） (第2/2页)

以此进行综合评估，便可得出诸将在每一战所得的戎勋。而计算得来的戎勋分为三十六命，每有三命进一爵。再将诸将所得戎勋进行迭加，最后根据得到的总戎勋，给每一位将士授予爵位。
　　
　　当今的南汉爵位分为十二等，从下往上分别是劲卒、锐士、骁勇、元戎、骑督、庶长、参护、外侯、内侯、乡侯、县侯、郡公。
　　
　　其中劲卒、锐士、骁勇为士卒爵，不计入官品；元戎、骑督、庶长为都尉爵，对应七到九品的官阶；参护、外侯、内侯为将校爵，对应四到六品的官阶；乡侯、县侯、郡公为督帅爵，对应一到三品的官阶。
　　
　　如此一来，整个南汉军队的将士功勋便一目了然了。然后根据爵位的不同，朝廷给予不同的优待。
　　
　　一个刚刚应征入伍的新兵，就自动获得劲卒爵，朝廷记录在案后，将对其授良田三十亩，其中有十亩田地免租税，并且荫免一户徭役。锐士则六十亩，免两户，骁勇则百亩（一顷），免三户。
　　
　　然后依次递增，元戎加一倍，赐田二顷，免五户，骑督则三顷，免七户，庶长则四顷，免九户。到参护再加一倍，赐田十顷，免十二户，外侯则十五顷，免十五户，内侯则二十顷，免十八户。而乡侯再加一倍，赐田三十顷，免二十四户，县侯四十顷，免三十二户，郡公五十顷，免四十户。
　　
　　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特权。除此之外，勋爵还可以进行门荫和抵过，即勋爵的子孙参军入伍，可直接降五品授爵录用，若是有勋爵者触犯法律，只要不是谋反或者是草菅人命的大罪，允许用戎勋抵过消罪。
　　
　　但与此同时，为了杜绝像军功爵一样出现爵位滥封的现象，刘羡规定，在子孙继承勋爵时，爵位要减两等。毕竟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哪怕是一位郡公，若是子孙一直不思进取，在有如此多特权的前提下，仍想着吃祖宗的功劳簿，做社稷的蛀虫，五代之后也要降为不入流的士卒。
　　
　　根据这一制度和原则，刘羡在国内公布了封赏名单。
　　
　　第一批被封为郡公的将领共有十人，名单如下：
　　
　　征北大将军、豫州刺史李矩封巴西郡公；
　　
　　太尉、扬州刺史、征东将军何攀封淮南郡公；
　　
　　司隶校尉、左将军杜弢封湘南郡公；
　　
　　益州都督、征西将军杨难敌封汉中郡公；
　　
　　江州都督王敦封武昌郡公；
　　
　　雍州刺史祖逖封荥阳郡公；
　　
　　凉州刺史张轨封武威郡公；
　　
　　征西长史阎鼎封始平郡公；
　　
　　秦州刺史贾疋封安定郡公；
　　
　　建武将军郭默封宜都郡公；
　　
　　并追封刘沈为北地郡公，来忠为广汉郡公。
　　
　　不难看出，这其中有一半是名副其实、功勋卓著的元勋，有一半则是刚刚投靠称臣的晋廷诸侯，但刘羡按他们反正带来的军队与州郡折算成旧勋，安抚拉拢他们，也算是大家默认的潜规则。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郭默。
　　
　　郭默从未担任过一方统帅，甚至从未独领一军。但他作为刘羡手下的第一斗将，打满了刘羡起兵以来的所有战事，从河东到入蜀，从平蜀到南中，再到前年的东征江南，计算前后功劳，他竟然拿满了戎勋三十六命，刘羡知道这个结果后，一时哭笑不得，虽觉得郭默不是统帅之才，但为了保持公正，也仍旧封他为郡公。
　　
　　封为县侯的将领又有二十二人，名单如下：
　　
　　宁州刺史皇甫重封临洮县侯；
　　
　　益州刺史刘琨封江阳县侯；
　　
　　湘州刺史郗鉴封临湘县侯；
　　
　　交州都督郭诵封南野县侯；
　　
　　中垒将军公孙躬封梁泉县侯；
　　
　　襄阳都督张光为秭归县侯；
　　
　　夏口都督诸葛延封武兴县侯；
　　
　　护南蛮中郎将周玘为阳尚县侯；
　　
　　楼船将军杜弘为龙川县侯；
　　
　　积射将军毛宝为资中县侯；
　　
　　安汉将军魏浚封南郑县侯；
　　
　　扬武将军索綝封浣南县侯；
　　
　　五兵尚书李凤封新野县侯；
　　
　　侍中刘璠封安陆县侯；
　　
　　征北参军王真封茶陵县侯；
　　
　　秘书监卢志封永安县侯；
　　
　　侍中范贲封江原县侯；
　　
　　翊军将军郭方封汉丰县侯；
　　
　　巴陵都督张启封武阳县侯；
　　
　　江州军司皇甫澹封彭泽县侯；
　　
　　羽林中郎将文硕封狄道县侯；
　　
　　永昌太守吕寿封不韦县侯；
　　
　　并追封故宁州刺史李毅为滇池县侯，故侍中诸葛京为襄阳县侯。
　　
　　相比于郡公名单中浓厚的政治意味，县侯名单的封赏无疑要货真价实许多。除去少部分带着兵马投靠且有一定政治声望的人物外，基本都是有实打实战功的人。许多跟随刘羡已久的亲信将领，如孟讨、桓彝、傅畅等人，又比如杨坚头这等投靠来的外戚，就因为战功戎勋不够，哪怕资历很老，也未能获封县侯。
　　
　　这里面唯一能称得上例外的只有永昌太守吕寿。他坚守在宁州最南端几十载，几乎不能得到朝廷的消息，仍然坚守在边疆，将郡县的赋税封锁府库，等待朝廷来接收。刘羡甚是感动，认为他对兴复汉室虽没有战功，但论坚守边疆的苦功，实在是无人能比，所以破例将其提拔为县侯。
　　
　　而对于卢志的爵位，卢志认为自己并没有切实的战功，最多只是负责后勤，去年东征之后，刘羡封他为县侯，他便想要推辞，此次就再次请辞。但刘羡以萧何故事否决了，他对卢志道：“出征荆湘、淮南，子道皆有定策之功，怎能说无功呢？子道既然要主持变法改制，没有爵位又怎么服众呢？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子道啊！”于是仍旧封爵如故。
　　
　　在县侯之后，刘羡又封乡侯四十八人，内外侯共二百二十八人，余下低爵不予赘述。
　　
　　可以明显看出，在推出勋爵制度之后，军官的职务与爵位彻底分离，军中出现了一些爵位高而职务低，爵位低而职务高的混乱现象。但这种混乱只是一时的，长此以往，国家以后调兵遣将，便可以轻松许多，朝廷大可以调看以往的戎勋来判断将官是否合适，在地方上同样也可以推崇武功，令将士极尽尊荣，不至懈怠。
　　
　　而若仅从这一层次来看，庚午新制只是分利，并不会有卢志所言的种种麻烦。但勋爵制仅仅只是改制变法的先声，刘羡以其为引，在后续推出的一系列改制措施，方才是构成庚午新制的正题。